■　陈义明

　　2020年新年伊始，我先后收到老同学发来的贺岁邮件，寄件人是当年同期考入浙江大学的同学。他们分别是北京中国农科院的植保专家吴全安和一直居住在杭州的浙江大学教授朱真葵、吴士澌、奚文斌。

　　他们发给我的邮件中有一本校史、校友动态老照片，还有一件十分珍贵的资料：一张1951年8月20日的上海《大公报》（复印件），报上刊登的是当年华东高校联合招生，浙江大学新生录取名单。我们这班人的名单都历历其间。我突感惊奇，这是七十年前的一张报纸，珍藏人已年届90，而著名的上海《大公报》早已迁至香港。我的思绪不禁回到了七十年前……

　　70年前的别样高考

　　我1951年6月毕业于九江同文中学，那时江西没有什么大学，全国也没有统考，考大学一般都是到武汉、南京去投考。因高中时生物成绩突出，毕业前夕，老校长熊祥煦建议我考虑南京金陵大学农艺系，因为那里有当时最现代化的美国农业教育。后来听说金陵大学学费很高，班主任章甘雨老师推荐我报考国立浙江大学。

　　当年国家试行高校统考，即由各大区联合招生。我和五位同学相约奔赴华东考区。我们从九江坐轮船到上海，5元钱一张五等票，背个大书包，自带席子，随甲板找空处而卧，三天到达上海。上海有考生接待站，安排我们到沪江大学住宿备考。说来真是奇缘，这所大学的前任校长刘湛恩竟是九江人，也是同文中学毕业，先后与我们熊祥煦校长同学，并留学美国获教育博士成为著名的教育学家，后因抗日被日本人杀害。他的夫人王立明也是九江学子，毕业于九江诺立书院，比我母亲高三届的校友，也从美国学成归国，是著名的民主人士。

　　报名很简单，交上毕业证，填写三份表格就行。我第一志愿就是浙江大学农艺系，当时高考并没有什么分数线，而是以各校系招生的名额为限，按成绩排队录取，当年浙大各系都只招收15人。

　　1951年8月25日我收到浙江大学录取通知书，进校以后才知道我名列第十三位，差点没录取。

　　浙江大学是国立综合性大学，当时全校共设有八个学院，包括理、工、农、医、文、师等。浙大的名气大，给我们最初的印象是学术空气和名人效应深厚。浙大从校领导到各院、系都有知名甚至享誉中外的学术带头人，创始人之一就是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老校长是世界著名的农业、气象学家竺可桢（新中国成立后调任中科院副院长），后任校长是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后调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北京大学校长），苏步青教务长是中国著名的数学家（后调任复旦大学校长）、生物系主任谈家桢是著名的生物学家，美国遗传学家摩尔根的助教（后调复旦大学理学院院长），还有培养出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正道博士的老师著名物理学家束星伯等等，各院系都能列出知名的学科领军人物。

　　在浙大听名人演讲

　　在浙大，学生们最感兴趣的是常能听到一些大师的演讲或授课。听名人演讲不仅是受教育，更是一种享受，给我印象深刻的是马寅初校长的演讲。那天学生会有人通知我（我当时是学生会干部，又是校播音员），早点到礼堂做接待工作。学生会主席对我说：马校长他年纪大了（70岁），进场以后上下搀扶工作由你负责。马校长来了，他由苏步青教授陪同。坐定后，苏先生宣布请老校长马寅初先生做报告，我便上前去搀扶马校长，谁知他推开我，意思是“不需要”，他独自健步上了讲台。我把话筒放近他些，不料，他又把话筒推开，并对听众说：“我的声音就是话筒，你们听得见吗？”下面一片笑声，“听得见，听得见！”原来，马先生是有名的大嗓门！有趣的是一位工作人员交给我几瓶可乐，告诉我，马校长不抽烟不喝酒，独爱可乐，他老人家演讲半小时要喝一瓶可乐。我按交代送上，他很高兴，结果一共喝了四瓶可乐。马校长讲座的主题是经济问题，而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他那随意的风格和趣事。比如他说现在解放了，大家要解放思想，要求进步。他却突然对苏先生说：“苏步青呀，昨天我碰见你夫人，她告你的状！说你不让她出来工作（苏夫人是苏先生留日期间结婚的日本女士，早入了中国籍），那就是你的不对了，这是你的思想封建落后啊！”说得全场师生包括苏先生本人都哈哈大笑！大家都知道马寅初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和人口理论家，他认为中国人口基数过大，应该控制人口计划生育，却遭到一些批判。他说：“我姓马，有人说我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马’，我说不是，但我也不是马克思的‘马’，虽然都是‘马’家，我是中国人马寅初……”台下又是一片热烈的掌声。

　　在杭州读书时，由于我爱好音乐，当选过学生会的文娱部长，所以有时也有机会见到一些文化名人，如难得一见的有赵元任和马思聪等大师。

　　最珍贵而又终生难忘的是我听过一次周恩来总理的报告。我1955年毕业留校当助教并兼“学报”助理编辑工作，“学报”是校长直管的，时任校长是中国著名的农学家丁振麟教授，因工作关系 我常得到他的指导和教益。那是1957年3月的一个星期天，我有一份资料未整理完早晨7:00到办公室加班。丁校长突然进来了，便对我说：“今天我要去省里听一个报告，有一张随员票，就带你去吧！”我想又能听到哪位名人的报告了，十分高兴，就跟着去了。万万没想到的是周总理来了，原来周总理是陪同捷克斯洛伐克总理格罗基访问杭州，应浙江省领导的请求会见浙江各界人士并讲话。记得那天我是坐在20排边席，既兴奋又紧张，没想到总理上来后几句话就使我们放松并感到很亲切。总理走上讲台，我看见秘书送上一叠讲稿，总理用手拂去，示意不用。“同志们，浙江的父老乡亲们，今天我是来看望你们的，可是，我来迟了！”，总理就这样亲切的开场了，“为什么说我来迟了呢？因为18年没有来杭州了，18年以前我来杭州是与蒋介石谈判，停止反共，一致抗日，但谈判不成功，我一气之下，决心不打倒蒋家王朝，我就不再来杭州。现在解放已经8年了，我还是第一次来杭州，这不是迟到了吗？对不起父老乡亲！为什么说父老乡亲呢？大家都知道我是江苏淮安人，大多人都不知道，我的原籍是浙江绍兴啊！我出生在淮安，我的父亲出生在绍兴！”几句话的开场白，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和亲切的笑声。看来总理讲话很随意，他还说：“18年前我来杭州住在西湖边一个叫晋寺的古庙里，这次想去看看，可有人告诉我，那个古老的破落庙宇已经被拆了。晋朝的古庙，那是文物啊，应该保护，怎么能拆呢？”总理回头看了下在后面的浙江省省长沙文汉，他一下站起来：“总理说得对，我们尽快派人去调查修复。”下面又是一片笑声！

　　1952年国家对大学进行院系调整，浙大体制变动很大，原浙大只保留以工科为主的大学，理学院并入复旦（苏步青出任复旦校长），其他各学院分别成独立学院或大学，直至改革开放后又逐步恢复到原综合性的浙江大学。不论如何变迁，浙大的“求是”学风，始终传承着。记得我在做学生时通过毕业实习和调查，就试写过一篇文章，认为中国农业发展的未来，作物品种和农业机械化可能是重点科研领域，不料被校刊全文发表，参加工作以后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有关农业科研思路的文章。

　　回到家乡嫁接下“蛋” 

　　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未，中国农业的生产发展出现了严重违反科学规律的现象，蛮干、浮夸、放卫星以至谷物亩产万斤。我和不少同行都感到迷茫、彷徨。60年代中我和二位老表因有亲人的牵累相继打回老家了。阴差阳错，我又回到了我的祖籍地并落户江西共大庐山分校。幸运的是，我看到了可以发挥专业实验的教学和基地，下决心苦干，不忘初心，做点实际工作。

　　我先后开设五门专业课，带大专、中专班六届，科学试验项目九项。70年代中特别“文革”结束后，中国的农业、生物科学出现了一些重大突破，主要是袁隆平教授的杂交水稻成功及后来动物界细胞克隆羊成功等。一天，我在《文汇报》上看到一则科技报道，复旦大学葛扣麟教授利用双子叶叶片单细胞培育成植株！葛扣麟何许人也？就是当年我们同期录取浙大的同班同学，毕业后考到复旦大学谈家桢先生门下读研究生。我即写信向他祝贺并索要有关学术资料，十天后收到回信和一本最新出版的大学遗传学。他告诉我邓小平同志召见了苏先生（我们的老师苏步青，复旦大学校长），即将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知识分子的春天来了，大家十分兴奋。

　　在我的实验园地里也有些小小的成果，按袁隆平的杂交理论和技术，也成功地获得两个杂交品。重要的是培养了一批可以掌握杂交育种技术的学生，先后7人派往海南岛南繁，其中一位还直接参加过袁隆平的团队，回来后成为本地杂交水稻的技术骨干。另外和学生们一起搞成了水稻无土工厂化育秧等多项成果，其中利用嫁接下“蛋”法获得红茹单产45斤，被编入共大中专教本。我的小成果谈不上创新，却引起有关领导和社会的关心、支持，我被选为庐山代表出席了江西省科学大会。

　　差点去了苏里南

　　几乎同时，我接到浙江大学来函，要我回杭州，返校复职。原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我回到母校，落实政策的人很多，而住房、家属调动，小孩入学等一系列问题需要时日，又正值年底，我先回到家乡等候。此时，工作关系还在九江，市教育局已经任命我为教研室副主任，正在去留两难之际，一件戏剧性事情发生了。一天，领导通知我去组织部，有人找我谈话。去后发现里面坐着四个人，经介绍有三位是省里来的。他们很客气地问了我的简历、学历和专业后，其中一人突然用英语向我发问。我马上意识到，是否在考核我的英语能力？稍稍镇定后，我用英语详细地把刚才的自我介绍说了一遍，较多的谈到我是学水稻遗传育种专业的。

　　谈话的人都笑起来了，其中一位领导模样的人说：“谢谢你，从现在起你在家里等候，听从安排……”我搞不清什么来意。一星期以后，我接到通知，“考核优秀，请来省农垦厅约谈”，第二天，我又到省厅，接待我的是一位和蔼的女厅长，她告诉我，“国家给我们江西一项援外任务，在南美苏里南共和国要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水稻（育种）农场，经多方考察物色，你被选定，组织决定任命你担任专家组长同时兼翻译，其他人选另定。从现在起你就在家做好准备，看看有关资料，随时准备出国。”我感到任务来得很突然，国家项目当然是大事，我放弃了回杭州的打算。可后来在家待了三个月，一直未接到通知。问省里，他们也说未接通知，后来才知道，这个中国援建苏里南的项目，因苏里南发生政变而流产。

　　随着年龄的增大，我决心留在家乡工作，组织上任命我为市教师进修学校副校长，1983年市申办成立教育学院，我又被任命为领导小组成员。1984年我领命赴北京国家教委申办备案工作，1985年元旦后批文下达，学院正式成立后，一直担任教务处长，主要搞教学行政管理工作，专业上只兼任九江市生物学会理事长的业务。社会工作上被聘为九江市政府智囊团成员，1994年退休。

　　退休后于2009年（浙大建校100周年）和2015年（毕业60周年），应邀回杭州母校聚会，值得欣慰的是大家提出一定把夫人带上，于是我和老伴见到了学兄们。当年入学15人，健在9人，平均年龄90岁，最大的95岁。毕业时先后留校的7人包括我在内，留校者有任副校长、农科院院长，其他的为环保、生态、微生物知名教授（博、硕导师）。

　　想起七十年前考大学时的初心，曾希望为中国农业现代化贡献力量，可惜在我们壮年时不能完成的“圆梦”，然而在我们暮年却看见了。现在大面积的标准农田，精准的卫星定位机械化耕作，无人机施肥、灌溉、喷药；水稻杂交品种高产——总产、单产世界第一……谁能说我们没有“圆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