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青松

　　一

　　我们这趟山西之行，很大成分是冲着古建而来的。

　　沿着当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探寻古建的足迹，一路高涨着由诸多古建名构煽起的热情。从南台下山的路上，正有这样一座精华之作在等着我们，它就是梁氏夫妇历尽艰辛发现，被梁思成称为“中国第一国宝”的佛光寺。

　　佛光寺坐落在五台县东北约三十公里的佛光新村佛光山中。民国时，这里称南台豆村，它东南北三面环山，庙宇分三层铺排在一个绿崖的剖面上。

　　我们来时正是初秋，山上的白条丛和枫树形成无比斑斓的色块，透着一股火热成熟的气息。而通往佛光寺的光景却相反，由县道至乡道，越走越冷清，全没有通往五台的大道上满载游客的大巴络绎不绝。我不禁有些困惑，“一个国宝级的寺庙，如何被游客们漠视了呢？”或许，也只有如此偏僻，它才可能侥幸存下，穿越大唐，为梁氏夫妇带来惊世发现吧。

　　导航最终把我们带到一条向东的卵石路。

　　苍松掩映之间，一座山门静悄悄映入眼帘。红底山墙赫然写着三个白色大字——“佛光寺”。这，就是我们要追寻的“国宝”么？感觉像座无人问津的小庙。如果不是门口已停着几辆车，我们还以为是“独家专访”呢。想来，这些人也和我们一样都是古建发烧友。

　　佛光寺山门除了顶上高悬“大佛光寺”匾额外，门边还挂有一块“山西省古建研究所佛光寺管理所”的牌子。这里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它表明佛光寺在中国古建中的地位。

　　走进山门，我们有一种膜礼的诚恐。

　　寺院整体坐东向西，面积大约30000多平方米。北面是文殊殿，南面原来是普贤殿，现在留存的，是些明清建筑，它们和山门一起共同构成了寺院的第一层；正东面高一层是一排窑洞式建筑，典型的山西民居，低矮，平顶，弧形大扇门；在它中部，一个券门通向更高的第三层，那里巍然耸立的就是东大殿。

　　寺院当中，有一根很大的石经幢，高4.9米，上有铭文，为唐乾符四年（公元877年）所建，由此提供了寺庙为唐建的第一个证据。经幢左手的文殊殿建于金天会十五年（公元1137年），明清有修葺。它的大殿采用了减柱法，显得十分宽大。龛台上供着七尊塑像，是青狮文殊和它的胁侍菩萨。五台是文殊的道场，周边寺庙主供文殊极为普遍。文殊殿还有一大特色，那就是采用悬山顶：两块巨大的人字形抄板悬于殿墙外。抄板雕饰精致，形态优美，像展开的凤翅。这是我们从大同一路走来，唯一所见。

　　对一间寺庙来说，有一件辽金建筑就可以奉为至尊了。但在佛光寺，这座金代大殿只能委屈的伫立一旁，正东高高的台阶上，更古老的东大殿正默默着等待这些蹑足而来的探访者。

　　穿过窑洞券门，爬上陡立的台阶，东大殿门前立着两棵千年油松，正门口还有一根小石经幢。大殿坐落在三层的浅石基上，单檐庑殿顶，面阔七间，深四间。建筑粗看是有些笨拙的：粗大的殿柱，红底木门，栅栏棂窗，古朴、敦实。但是，你再看它那宽阔优美的檐面，深远长达3.9米的出檐，硕大的斗拱，以及檐角簇拥着的尖锐的昂斗，那种恢宏、沉稳之势会向你压来，让你瞬间感到震撼，无法言表而要肃立。这是其他任何古建都没有的，那正是一种大唐高贵、俯视的气度！在它面前，你的心会开始宁静，仿佛从遥远的盛世传来宏大悠扬的钟声。

　　迈进大殿，长长的佛台上林立着一片森然彩塑。隔着铁护栏，可以看到这些彩塑人物丰腴，线条流畅，仙袂飘飘。同时，在这间大殿前拱眼壁上，还遗留有精美的唐代壁画；殿顶梁柱上，还有珍贵的建造题记墨迹。这样，这间大殿集唐建、唐壁画、唐彩塑、唐书为一身，被称为“四绝”。

　　二

　　早在1900年代，日本研究中国古建的学者曾断言，在中国存世的木结构建筑中，基本没有了宋辽以前的建筑。而佛光寺的发现，打破了这一论断，这是梁思成在发现它后，激动地称之为“中国第一国宝”的原因。而发现这座伟大的唐建的过程，却正是在日本即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乌云笼罩之下。

　　1937年6月，梁思成和林徽因偶然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一本书中，发现了唐 “大佛光之寺”的壁画照片，“既然出现在唐壁画里，其建筑必不晚于唐代”，于是他们决定再次到山西实地勘察。他们偕营造学社的另两位成员莫宗江、纪玉堂先乘火车到太原，然后坐小汽车深入五台山128公里，再坐着骡马进山。山间道路崎岖，有些地方他们不得不牵着骡马步行，经过两天艰辛跋涉，他们终于找到了这座埋没于荒草丛中的千年古寺。

　　梁思成一眼看到东大殿那“硕大的斗拱，深远的出檐”，与众不同的气概，就断定这就是他梦寐以求的唐代木构。经过几天 “惟恐遗漏”的测绘考察，确定建筑属于中晚唐风格的木构无疑，只是缺少可以佐证的相关文字。这时，梁思成隐约发现大殿梁柱上有淡淡的墨迹，林徽因以其超强的眼力，辨认出其中有“女弟子宁公遇”几个字，她感觉在哪见过，赶忙跑到殿门外，在小经幢上也找到了“女弟子佛殿主宁公遇”铭文，由此，印证了大殿和经幢为同时所建，而石柱上刻的年代是“唐大中十一年”，即公元857年。

　　这座隐藏在崇山峻岭中的唐朝大殿距它被发现时已历1080年。

　　东大殿佛坛上共有35躯塑像，其中，东西两端各有一座供养人塑像藏在高大的佛像群中与众不同，十分鲜活。它们正是主持修建大殿的愿诚和尚与大殿的金主宁公遇的等身塑像。梁思成后来写到“于是我们明白了，那个身着便装，谦恭地坐在佛坛一端的女人，并非寺僧说的‘武后’，而正是宁公遇夫人”（梁思成（《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

　　那么，这位“宁公遇”是何许人呢，据史料记载，宁公遇是位宦官的养女，这位宦官历经几朝，积钿颇丰，生前笃信佛教，在他死后，宁公遇为了报答养父之恩，便广散资财，捐庙造像，在长安等地许多佛槛里都留下她的名字。

　　据《清凉山志》记载，佛光寺始建于北魏，是当时著名的大庙。唐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唐武宗灭法，寺庙被毁，只剩下东大殿南侧的北魏祖师塔。唐大中十一年，宁公遇和愿诚和尚带着大批工匠，从长安逶迤而来，在原弥勒大阁故址上修建了这座大雄宝殿，同时她也将自己的塑像安放在佛殿一角，在那里静静地守候了千年。

　　1941年7月，梁思成《中国最古老的木构建筑》一文发表在《亚洲杂志》上，佛光寺始为世人所知，并引起巨大轰动。佛光寺被誉为“亚洲佛光”。

　　当年，与梁思成一起进行考察的梁徽因起了很大作用，她虽出身名门，生活优渥，却奔波于荒山野外，毫无娇柔之气。她穿着旗袍攀上4米多高的经幢测绘，和其他男成员一样，在积着“棉花般厚”的千年灰尘和满是蝙蝠、臭虫秽气的殿顶桁架中，爬进爬出。当年残芜的佛光寺院子里，到处都留下这位“民国才女”的身影。

　　三

　　佛光寺参观的人很寥落，一位穿着朴素的中年女子的讲解吸引了我。围着她的应是几位建筑学院的老师和学生。她的讲解得非常详尽生动，远非一般导游可比。

　　当她讲到林徽因与佛光寺，脸上浮出崇敬向往的神情。

　　“在宛若仙林一样的塑像前，林徽因顾盼流连。她站在宁公遇的塑像边与这位美丽端庄的唐朝妇女合了影，然后无比感慨地说，如果可以，她也要给自己塑上一尊像，让‘女弟子林徽因’永远陪伴她，再坐上它一千年”讲到这里，她十分动情，仿佛就在现场。我被她的专注深深打动。

　　梁思成写到，“施主是个女的！而这位年轻的建筑学家，第一个发现中国最珍稀古庙的，也是个女人，显然不是偶然的巧合。”是的，这或许是天意：一个千年前虔诚的贵妇，一个民国负有盛名的才女，当她们四目相对时，是那样惺惺相惜，在她们身上，都有那种温暖的善根，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然而，这位才貌双全的女建筑师，之后的命运却并不平坦。

　　1949年初，解放军曾派人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联系，征询保护古建的目录，这使得日夜担心那些众多古建会毁于战火的建筑学家夫妇大喜过望，他们很快就整理出一份《全国文物古建筑目录》。后来，这份目录在1961年成为首批《全国文物保护目录》的蓝本。

　　但是，到了1953年5月，北京开始大规模拆除城墙，爱古建如生命的梁思成夫妇，四处奔走，呼吁保护，但是，他们的呼吁被置之一边，梁思成被斥为“形式主义复古主义”受到批判，无人敢为他说话。就这样，北京，这个四朝古都，中国最大一座完整古城，雄伟的九门城墙，众多精美的牌坊、寺庙、雕塑都毁于了一旦，只留下故宫、前门箭楼和皇城角楼。林徽因坚定地站在丈夫一起，她不畏这种批判，甚至与当时北京负责城建的领导人面对面地发生激烈争论，她愤而说到“你们今天拆的是真古董，有一天你们后悔了，想再盖，你们也只能盖个假古董了”（费慰梅《中国建筑之魂》 ）这以后，林徽因的肺病严重恶化，并拒绝吃药救治。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51岁便英年早逝，这个风华绝代、人间四月天的女子，从此香消玉殒。她的美丽和优雅曾倾倒一个时代，她对古建保护的贡献将留芳青史，然而，最可贵的，是她那种独立不阿的学术品格，足以光照后人。

　　这一点，她和我的家乡归葬于庐山墓上书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堪有一比。

　　四

　　离开佛光寺时，在寺门外松树下又遇到那位女“讲解”，她正在回答围上来的客人们的提问。她微偻的身躯，不断比划的手势，几乎和寺前的油松融为了一体。我不禁有种担心：她如此执着于古建研究，会像宁公遇一样，永远守着这座东大殿和她心仪的林徽因，终老于这山中吗？在她的身上，我同样也看到了一种光！

　　佛光寺，原本是因为山中会出现佛光的奇景得名。千百年来，并没有多少人真正见过，而我在这里却看到了更迷人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