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浔阳

　　沈鲁
　　近年来每当影城生意进入淡季，总有“老片”修复后的重映。这其中，那些以前的香港地区电影尤为能够引起我这个“70后”的怀旧兴趣，比如去年的《倩女幽魂》，今年的《纵横四海》等。这些几十年前的港片在20世纪90年代大部分都是以翻录的录像带形式进入当时的录像厅。如今它们以4K修复的新面貌登上了内地的大银幕，的确是把当年“70后”欠下的电影票给补上了。20世纪90年代，那是一个录像带与录像厅的时代，也是一个对通俗文化与娱乐文化相当饥渴的年代。去看录像，是我在“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青少年时代里最大的乐趣之一。浔阳城里处处都有着我的录像厅记忆。
　　而我的浔阳录像厅记忆最重要的“发酵地”非烟水亭对面的人民电影院与工人文化宫莫属。在20世纪90年代，这一带是城区录像厅最为密集的区域。这里本就是大众影剧文化消费之地，两百多米的距离就集中了人民电影院与红旗电影院。在电影院生意还红火的时候，录像厅里的好莱坞电影与港台地区电影成为常规电影消费的一个重要补充，而当电影院陷入生存困境的时候，录像厅更成为普通市民追逐娱乐的方式之一。
　　在我的记忆中，这里的录像厅有着当时九江市最高级的配置。它告别了电视机荧屏的暗黑小屋模式，最早走进了相对整洁干净与放映设备更新的镭射影厅阶段。就是在这些镭射影厅里，那些港片携带着一个个警匪故事、无厘头喜剧、英雄传奇扑面而来，让我在欢欣与恍惚之间竟对香港产生了一种“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之感。录像厅里不间断地上演并传扬着源自武侠小说的江湖魅力与视听奇观，直接把我自小学四年级开始的武侠小说阅读迅速提升到“电影化”的新高度，让我废寝忘食，乐此不疲。
　　一直到今天，我都有一个情结，那就是似乎只有在浔阳城里听粤语歌曲才有最真切的文化与情感记忆，甚至超越了置身于那真实的香港。这很奇怪，也很正常，因为影像与音乐本身就是历史。三十多年前浔阳城里的阅读与观影本身就是我最深刻的精神成长史。尽管在当年我这种沉迷于武侠小说的阅读与沉醉于港片的录像厅生活，并不为“主流”的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所理解与尊重，但是似乎一个人的独立的生命成长却总能在其无怨无悔的“荒废”与“虚度”里获得最充沛的野蛮生长。三十多年后再回首，它竟成一道最耀眼的思想闪电，总能快速唤醒本已是沉睡日久的青春叙事。
　　浔阳东路附属医院旁边的庐峰照相馆，再往西一点，在今天的高楼掩映之下，那条很小的几乎要消失殆尽的巷子显得是那么不起眼。而我每当路过，甚或驾车偶尔经过，我却都会忍不住鬼使神差般对这条已然不似巷子的小巷，投去我看似不经意却只有我自己最在乎的那一瞥。这一瞥就像电影里的蒙太奇回放，闪回的是青少年时期我借阅武侠小说的青葱时光。曾经有一对老夫妻在这个巷口摆书摊，距离我家几百米的距离。我常常会在课余时间来到这里，一开始是花个几毛钱借一本武侠小说，坐在书摊旁边的板凳上或者方砖上啃读起来，后来这样简陋匆忙的阅读不能满足我的阅读胃口了，便花上几块钱作为押金，租借回去细细品读。再后来，摆放在书摊上的武侠小说差不多都被我看了一遍。终于这老两口把我这个年轻的“老读者”带进巷内当时的棚户区里，那低矮的平房大门打开，我迈步进去，那满屋满架的武侠小说把我惊呆了。时过境迁，匆匆几十年，回眸之际，仿佛时光已然不在，却又仿佛时光依稀可寻，只要闭上眼睛，回想这一幕，似乎还能闻到那久远的潮湿的旧书的芬芳。
　　塔岭南路是我童年与青少年时代最重要的活动区域。直到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塔岭南路上的一幢旧宅的主人就是一百多年前生命活水医院（今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创办人美国医学教士裴敬思先生。这幢旧宅面朝塔岭南路，背对行署大院。童年时代我曾经在从大院幼儿园回家的路上靠近裴敬思别墅行署大院内一侧的垃圾堆里，捡到过一个浑圆的大面包，不知是何家所弃。我抱起这个面包，本能似地向前疯跑，跟在我后面的小姨越是喊我，我就跑得越快。这块面包，大概是我这辈子印象最深，味道闻着最香，尽管不能吃的面包吧。塔岭南路裴敬思别墅见证了我十一年的上下学，依稀记得这座宅子的大门是有两个铁门环的。20世纪80年代的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热播，我和同学们都觉得这座门好像电视剧《四世同堂》主题歌响起时屏幕上的那座大门。有时，我们也会淘气地突然捶响门环，然后发疯似地欢快跑开。
　　在那个还没有智能手机与移动互联网的“从前慢”时光里，我和同学好友们从塔岭南路走到庾亮南路，我们交换着小说、小人书、书报杂志；我们劈劈啪啪切磋着从影视剧里看来的武打片的一招一式；我们分享着一盒盒录音机磁带，那是刘德华与张学友、童安格与小虎队的歌声，也是牛群与冯巩的相声。这些“当时只道是寻常”的成长碎片，经过时间沉淀之后，也把浔阳变成了我精神深处最鲜活的文化底色。浔阳，因为承载了我最初的热烈而无邪的精神发育史，而终成唯一之“我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