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贤才

　　苏联影响无所不在

　　我在大学的那几年，正是中苏 “蜜月”期间，国家实行 “一边倒”的政策。各行各业都要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教育界也不例外，甚至抓得更紧，到了亦步亦趋的程度。1952年的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就是学苏联的大动作，可说伤筋动骨，影响深远。从此直到改革开放前，再没有理、工、农、医等各科齐全的综合性大学，所谓“综合性大学”，也只包含文理两类学科。山大的工学院、农学院以及未建院的政治、美术、音乐、戏剧等系都独立或合并出去了，医学院也应独立建校，但因校舍困难，延至1956年才正式分出，算是特例。在微观上，从普通学生的视角来看，苏联影响也是无处不在，甚至延续至今。比如医学院的教学组织原来叫“科”，如解剖科、病理科、寄生虫科等。但苏联是叫“教研组”、 “教研室”，我们也随之跟进，沿用至今。以考试来说，我们一直是百分制，学习苏联成 “5分制”，后来又改回了百分制。设立“课代表”，也是学习苏联的。苏联高校还有所谓 “6时一贯制” ，就是上午安排6节课，把课都集中在上午，下午时间全给学生自己支配。我们也照搬过来了。但是这条学得有点艰难，因为贯彻不久就发现，第4节课后，同学们已是饥肠辘辘，无心听课。有人在早餐时偷偷带点红薯、馒头出来，也不敢明着吃，因为那是违规的。那时的团员和学生干部都很尽职尽责，不会做这样的事，也不允许别人这样做。所以这条 “先进经验”持续不久，就在全国高校悄悄废止了。多年后得知，苏联大学生以走读为主，不住校，所以上午结束全天课程对他们很方便。中国的大学生大多都是住校，实在没必要把课都排在上午。

　　突击学俄语

　　全面学苏联，学俄语首当其冲，在20世纪50年代掀起了学俄语的高潮。1953年前后，各地办起了各种形式的俄语学习班。卫生部发出通知，要求医学院校组织专业俄语学习，集中精力突击15～30天，达到能在辞典帮助下阅读本专业俄文资料的目的。除了教师有脱产或半脱产的突击学习班外，也为学生开了班，自愿参加。那时英语人才比比皆是，俄语人才则很稀缺。好在青岛另辟蹊径，十月革命时，不少俄国贵族仓皇出逃来到中国，青岛也成为他们聚居地之一。这些人在华多年，生儿育女，他们的后代在中国出生和成长的，能说一口流利汉语，但在家里和他们的圈子里，俄语仍是他们的母语。所以从这些人中遴选俄语教师，不失为解决师资缺乏的好路子。

　　我也报名参加业余的突击学习。不过我的学习动机很不高尚，是看到从苏联进口的俄文书，无论政治的、文学的还是科技书籍都很便宜，而且印刷和装订质量好。所以就连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都从中国大量购书带回国去。

　　给我们讲课的俄语老师是在青岛出生的第二代白俄人，是个帅哥，名字我倒忘了，他的口才不错。记得第一天上课时，开场白就很精彩。他说俄语里有个卷舌音“p”，相当于英语中的“r”，发音时舌头要打卷。有人不会，怕学不了俄语，其实不用担心，能学会，学不会也不要紧。列宁就不会发卷舌音，还有位大文豪，好像是托尔斯泰也不会发这卷舌音。但并不影响他们掌握高超、精准的俄语。学了俄语，就能直接阅读普希金、高尔基、托尔斯泰的伟大名著，特别是直接学习列宁、斯大林的伟大著作，也就是能直接听到他们的教导了。这样的动员是很有力的，当时就激起了热烈的掌声。其实稍加思索，也能知道这远不是15天突击学习所能达到的。

　　教师们的突击学习时间比我们长一周。记得附属医院内科有位姓黄的主治医师，因为俄语学得好，得到加薪一级的奖励，在当时传为美谈。

　　在这前后，国内很多专家都在自己单位参加了类似的突击学习，有些还出了专业的俄文译著。我曾看过一位著名外科专家译的苏联外科书，感觉是如果让他自己写这样的书，肯定比他这个译本的内容精彩得多。后来不“一边倒”了，见到他主持编写的外科著作，果然如此。

　　校园里的“反细菌战”

　　1952年2月，朝鲜战争期间，我国媒体揭露美国在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进行了细菌战，这个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行，立即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应。不久就听说，青岛一些山头和远郊，也发现了异常昆虫和可疑物件，可能是美国为细菌战空投的携带病菌的载体。青岛地处海防前沿，与东北隔内海相望，相距不远，高空投掷物飘落到青岛来，也是可能的，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当年的三四月间，学校突然宣布：全校停课半月，接受反细菌战的紧急训练。华岗校长的动员报告里，有句话我至今不忘。他说：“学校停课和工厂停工停产一样，都是非常严重的事。”我们也就感到停课的意义非同一般了。

　　除了停课，医学院学生还被分到外院外系做“技术指导”。我被分到工学院，我到时，已有二三十人集合在那里。他们就要出发，到野外寻找可疑昆虫和物件，先请医学院同学“指导”一下。我受命而来，讲的也就是刚被灌输的一些知识，现在只记得两点：一是进入现场前，一定要把袖口和裤脚都捆扎好；二是遇到空中飞来的昆虫，扑打前先要辨识风向，要站在上风头再出手扑打，这样才能保护自己。

　　医学院和理学院植物系（山大当时是动物和植物分系，后来才合为生物系）都已抽调老师做技术鉴定工作，检测市里和本校师生送来的可疑标本。我的学长兼好友周惠民先生当时已留校在病理科当实习助教，就被抽调到这个组。周先生说他们大约做了两三个月就悄悄结束了，没有什么重要发现。

　　现在看来，“细菌战”大约是场虚惊（原志愿军卫生部部长吴之理也持此说）。但我们针对细菌战提出的“爱国卫生运动”，则一直持续下来了，起到了“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