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 效

　　黄庭坚与陶渊明均为古代九江籍大诗人，前者被称为“江西诗派开山始祖”；后者被誉为“隐逸诗人之宗”。二人所处年代相距有六百余年，本不易交集，不过以今天的视角来看，黄、陶还真有过一次以诗为媒的 “隔空连线”。即是黄庭坚在读过陶渊明的一首题为《责子》诗后，对陶翁所述父子相处之道甚感兴趣，随即有感而发，援笔在陶诗册上题写下一跋。跋语虽寥寥几句，却直道陶翁心声，可谓随意点评，即是金句：

　　《书陶渊明责子诗后》：“观渊明之诗，想见其人岂弟慈祥、戏谑可观也。俗人便谓渊明诸子皆不肖，而渊明愁叹见于诗，可谓痴人前不得说梦也。”

　　陶翁这首五言古诗，写得明白如话，通俗易懂，读来琅琅上口。读者不妨记览一遍陶渊明《责子》：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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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孟子“知人论世”之说，当约略了解一下陶翁其人及其家庭状况。综合史料可知：陶渊明（365～427），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又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彭泽县令等职，是江西史上首位文学巨擘，又被誉为“中国田园诗派鼻祖”。

　　陶渊明一生三娶妻室，家庭成员众多，可谓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负担自是不会轻松。他早年多半时间在外教书和当官为吏，自谓是为“稻粱谋”。陶渊明仕途坎坷，但“造人”功能则较强大。25岁时娶的第一任妻子，次年因难产而致母子双亡，令晚婚的陶郎空欢喜了一场。34岁时续弦的妻室，六年内为他生下四个儿子，可惜天不假年，继室不幸死于肺病。几年后，又娶了小他十几岁的翟氏为填房，翌年，生下幼子阿通。陶翁老来得子，自是倍加怜爱。之前离家在外打拼，他与妻儿聚少离多，归去来兮后，不免对膝下五个孩子又多了一份追补似的父爱。

　　这首《责子》诗大约作于东晋安帝义熙四年（408年）。陶渊明时年四十四岁，已辞官归隐，过起了“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乡村田园生活。膝下五个孩子，清一色的男孩。大名分别叫陶俨、陶俟、陶份、陶佚、陶佟；小名分别称舒、宣、雍、端、通。老陶回乡赋闲后，与孩子们相处时间多了，对每一个儿子的习性均了如指掌，并用诗化语言依次进行了点评。

　　提起老大阿舒，他曾在另一首《命子》诗中有句，谓之“厉夜生子，遽而求火”。回想起当初长子深夜降生，初为人父的他急忙命人点亮灯火，看到母子平安，心上一块石头方才落地。如今此子长到十六岁了，只知饱食终日而无所用心，打着灯笼也找不出比他更懒惰之人。

　　说到老二阿宣，则卖了个关子，化用了《论语·学而》中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之意，指出二小子已年届十五了，仍是一味地贪玩而不好学上进。

　　三子阿雍、四子阿端则同为十三岁，可能是一对双胞胎。二人如非智商有缺陷或是超级“偏科生”的话，断不至于算不出六加七等于自己的年龄。显然作者在此有意开孪生兄弟的玩笑，遣词造句不无夸张。

　　尔后说到幺儿阿通，快满九岁了，还是未脱乳气，每天只知索要梨子与栗子吃。猜想老陶在诗中拿此两种食物说事，大抵有两层用意：一是间接引出东汉孔融“四岁让梨”的故事，让九岁的陶佟相比之下而自惭形秽；二是此处选用“栗”字与前面的“七”字相同，均是格律诗歌逢偶句押韵之所需。

　　面对如此这般淘气的五个儿子，爱之深而责之切的陶老先生，最后感到无可奈何，只能是选择顺应“天命”，喝酒消“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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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父亲的视角，写儿女情态入诗，最早当见之于左思《娇女诗》：“吾家有娇女，皎皎颇白皙……”，全诗共五十六句。作者从日常生活中剪裁几个小片段，描写了两个小女儿左芬、左媛娇憨活泼的种种情态，令人感触到带着笑意的浓浓父爱，以及家庭生活特有的情趣。

　　两晋之后，唐宋诗中写此类作品的不乏其人。较为知名的有李白《寄东鲁二稚子》、白居易《金銮子晬日》、苏轼《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元好问《石州慢·儿女篮舆》等等。此外，黄庭坚写过有关儿子的诗不下二十首，其中《嘲小德》堪称此类诗中的名篇。诗曰：“中年举儿子，漫种老生涯。学语啭春鸟，涂窗行暮鸦。欲嗔王母惜，稍慧女兄夸。解著潜夫论，不妨无外家。”这首五言律诗追忆独生儿子黄相从出生到弱冠之年的成长往事，声韵不拗，起合有应。其中对儿子“牙牙学语、信手涂鸦”片段的描写，细致入微，妙趣横生。

　　后来南宋辛弃疾著名的《清平乐·村居》：“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是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云云，写入词中的同样是五个人物。与陶诗略有不同的是，辛词入镜的是一对农村夫妇与三个儿子。不能完全断定就是“以诗入词”的模仿翻版，但要说是稼轩居士的《村居》，受了五柳先生《责子》的启发和影响是“没毛病”的。

　　回头说陶渊明这首表面上拿儿子们“开涮”的五言诗，惟妙惟肖地描述膝下五儿厌学懒散的憨态，令人忍俊不禁，拍案叫绝。此诗对后世的影响比较大。杜甫和黄庭坚读过之后，分别写了诗评和题了跋语，作了不尽相同的解读。杜甫在《遣兴》中写道：“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这是说：陶渊明虽是弃官归隐，远离喧嚣，但也并未进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之忘怀得失境界，他对儿子品学的好坏，还是那么牵挂萦怀的。黄庭坚的题跋则认为：“俗人便谓渊明诸子皆不肖，而渊明愁叹见于诗，可谓痴人前不得说梦也。”意即陶翁这首诗写的是儿女情长和家长里短，即便是在批评儿子们不学习上进，有违自己“望子成龙”的期望，也是措辞婉转；不仅没有愁叹之意，而且还含着“逗你玩”的笑意，不难看出蕴于诗中的那一份舐犊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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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诗以《责子》为题，看似在对孩子们“厌学”进行责备与批评，实则涉及子女教育之更深层问题。上述杜甫与黄庭坚对陶诗所见不同，源自二人教子之道有着明显差异。　　　　　　 

　　老杜有多首诗言及儿女，可看出其对膝下二儿宗文、宗武期许甚高，不是夸奖他们“诵得老夫诗”（《遣兴》），就是称赞他们“聪慧与谁论”（《忆幼子》）。期待二儿从小习儒者业、将来科举出仕之意溢于言表。黄庭坚虽对独生儿子黄相怜爱有加，但在孩子教育问题上则主张因任自然，长成能自食其力即可，不必强求发达显贵。比如在上述《嘲小德》诗中，他见儿子在家到处乱写乱画亦不管不顾。还有一次，黄相因贪玩而忘了练字，做父亲的他也只是写个留言提醒一下（《小子相帖》），不会给生性贪玩的儿子施加额外的压力。

　　以此看来，杜甫对陶诗的解读未免太较真了些。批评是有的，诗的语句亦是推断似的，更多的站在儒家入世与出世的视角看问题。认为老陶既然辞官归隐田园，即宜潜心悟道，世道人心和儿女情长之事，大可不必挂怀。黄庭坚则与老杜不同，更多的是站在洞察社会病态上看问题。认为孩子们不喜读书，未必是一件坏事。家长要求孩子们读书，无非是将来求取仕进，不过是重复父辈所走过的路。这条路，吾辈尚且不甘情愿，又何必要求下一代“子承父业”呢？黄庭坚的视点可能放得更远一些：凡认为陶诗真的是在埋怨孩子们不成器的，都是俗人之浅见，未能理解陶翁本意。在当时陶氏所处的礼乐崩坏、世风纷扰的社会，连做老子的都愤而弃官避世，把酒不问世事，叫尚不谙世事的孩子们哪里还会有进取之心呢？在他看来，面对天真可爱的孩子们，与其说陶渊明是在责其不争，以父亲的口吻批评儿子们不求上进，不如说是舐犊情深，以戏谑之言在和他的孩子们亲近搞笑。似有在回归田园生活的恬淡氛围中，故意卖弄儿女绕膝的天伦之乐之嫌。

　　总而言之，黄庭坚读陶诗的体会相比杜甫更为真切，评价老陶的心态亦更为恰当。在陶诗中，一方面，可以说儿子们的缺点都是被夸大和漫画化了，幽默风趣，让人忍俊不禁；另一方面，不难想象，对孩子们的习性如此了如指掌，能随意娓娓道来和生动逼真地写入诗句，这其中必隐含着一份慈祥的父爱，如俗话所言“知子莫若父”。至少陶诗中蕴含的怜子之情，应远远大过他对孩子们的批评之意。当然，从诗中也不难看出：此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铮铮硬汉，蕴于内心的那一份铁骨柔情。

　　作者简介

　　程效，作家、诗人，江西省修水县人。深圳市南山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南山区关工委讲师团讲师、深圳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撰有《权力的制约》《黄庭坚传》《黄庭坚故事》《大冲村史》《潇湘雁旅》等十余部专著，加上发表的数十篇论文和一千多首格律诗词，总计达二百多万字，并获多项奖励。近年应邀在国内高校、图书馆、企业和相关学术研究机构作以宋代文化为主题的学术讲座数十场，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和广大受众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