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 屋

　　杨青
　　我家的老屋始建于20世纪40年代末，是典型的土砖瓦房。尽管早年进行过两次翻修，远远望去，依旧像个灰头土脸的乡下孩子，带着岁月的沧桑。
　　每年雨季来临之前，父亲都要对老屋悉心打理一番。开春时节，父亲从离村十里外的长江边取回碱土，在门前围成一个圈儿，灌水待碱土完全泅透，撒上一些剁碎的稻草或麦秸，像和面一般拌匀。泥和好后，父亲爬上屋顶、外墙找到漏点，然后便开始抹泥。若是泥和得太干或太稀，屋顶日后就会出现裂缝。因此，父亲常常要抹几遍，直到墙面平整光滑。站在地上的母亲，吃力地将沉甸甸的胶皮桶递给梯子上的父亲；大汗淋漓的父亲，挥舞着手中的泥板，动作轻盈，手法娴熟，只需一两天工夫，老屋便焕然一新。多年来，灿烂的阳光下，父母劳作的身影，一直深深镌刻在我的脑海里，从未模糊。
　　夏天如期而至，似曾相识的燕子也循着暖意归来。两只北归的燕子，选中了屋檐下的一块风水宝地，辛勤忙碌地筑巢。在农村，燕子向来深受人们喜爱，若是有人敢打燕子的主意，便会被人告诫“打燕子，瞎眼睛”的老话；而燕子的巢穴，更是没人敢轻易触碰，在乡亲们眼里，燕子筑巢，是这户人家的福气。那时的老屋，若是没了燕子的身影，没了这叽叽喳喳的声响，定会少了一道灵动的风景，多了几分寂寞与萧索。
　　一场秋雨一场凉，不知不觉间，与老屋厮守了一整个夏天的燕子们悄然飞走，秋天便踏着轻盈的脚步悄然而至。老屋一天天被收获的喜悦浸染，许多人家的屋顶，都变成了天然的晾晒场：苞米、谷子、高粱、粟米，一堆堆、一块块，齐整整地铺展开来，金灿灿、沉甸甸，映着秋日的暖阳。站在屋顶之上，举目远眺，遍野都是五谷丰登的景象，恍惚间，仿佛世界都变大了，目光变得辽远，胸怀也随之莫名开阔起来。此时的老屋，敦厚得如同慈祥的父亲，稳稳地矗立着。在屋顶上站久了、望累了，便四仰八叉地倒在暄腾腾的谷垛上，仰望深秋高远澄澈的天空，看天上游弋的白云，任清凉的风轻轻掠过脸颊、穿过腋下，裹挟着田野深处丰收的气息，还隐隐夹杂着一丝炊烟的味道——那是灶膛里柴火毕剥燃烧的声响，是乡亲们喜获丰收的愉悦与从容。
　　大雪、小雪纷至沓来，披银挂素的老屋，像一位隐者，静默地横亘在冬日的深处。这时的老屋格外安静，乡亲们大多开始猫冬，火盆便成了屋里不可或缺的物件。火盆是用粘黄土掺和着乱麻、旧绳手工制成的，底小口大，耐火又保温。每天晚上做完饭，母亲都会小心翼翼地将灶坑里燃得正旺的硬柴火铲出来，盛进火盆，再用烙铁一层层压实，端到客堂里，供一家人取暖。孩子们总是你不让我、我不让你的，争抢着烤火盆的最佳位置，一会儿烤手，一会儿烤脚，不一会儿，浑身就变得暖融融的。若是饿了，便往火盆里扔几个红薯，约莫二十分钟后，受热的红薯突然膨胀起来，在火盆里“噗”的一声，霎时浮灰四起。我们一边念叨着“红薯红薯你姓刘，放个屁你就熟”，一边急忙将红薯从火盆里扒出来，剥掉外层烤得焦黑的皮，大口大口地往嘴里塞。烤熟的红薯外焦里嫩，甜软可口，屋子里很快就弥漫开红薯那朴素温润、沁人心脾的香气。有时，我们还会往火盆里扔一把黄豆或苞米，不一会儿，火盆里就传来“噼啪”的声响，酥香的黄豆花、爆米花，便成了我们童年里奢侈的小点心。
　　时光飞逝，转眼几十年过去。老屋虽经多次修缮，却依旧没能逃脱衰败的命运：门窗腐朽、墙裂瓦破、土砖脱落，早已岌岌可危。从那以后，每次回到乡下，我都会默默地驻足在老屋旧址前，仿佛在一页页翻阅这片土地上曾经鲜活的过往——那是我对老屋最虔诚的祭奠，也是最深切的怀念。
　　前些年，我下定决心，将这破旧的土砖瓦房拆倒重建。新房落成，老屋彻底换了新颜。我站在儿时常伫立的村头高山坡上举目眺望：村前村后，是鳞次栉比的红砖楼房；水泥公路蜿蜒曲折，花园小学的新教学大楼紧靠着村后，格外醒目。看着一幢幢崭新的楼房、一条条纵横交错的水泥路，眼前的景象宛如一幅绚丽的画卷，令人陶醉、引人赞叹。在党的富民政策沐浴下，我家的老屋早已成为历史，和全村人一样，焕发着蓬勃的生机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