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游石钟山

　　庄炳祥
　　今年春夏之交，偕友数人重游石钟山。距上次到石钟山已隔二十八载。岁至暮年，石钟山之游大抵是最后一次，故留鸿爪之迹，以免遗憾。
　　石钟山地处江西九江湖口县城西北，长江和鄱阳湖的交汇处，分上石钟、下石钟两山，两山相距千米，南北环抱县城，扼守鄱阳湖关口，因此又名双钟。清末战乱前，两山山势风貌相差无几，战火过后尽成废墟。后世仅下石钟山陆续修建亭台楼阁，建成精致江南园林；上石钟山未经大规模修缮，两山一喧一寂，反差鲜明，如今游客多集中于下石钟山。
　　相较名山大川，石钟山只是一方小巧丘陵，可山不在高，以奇制胜。山体由石炭纪石灰岩构成，千万年湖水溶蚀、浪涛冲刷，山脚遍布中空溶洞，丰水期没于水下，枯水季洞口显露，整座山体中空如倒扣巨钟。
　　独特的地质构造，引发了千百年来关于山名由来的争论，主要分为三种观点。其一为“声论”，以郦道元、苏轼为代表，郦道元记载水浪撞击山石声如洪钟，山因此得名。元丰七年苏轼月夜泛舟绝壁实地探查，在《石钟山记》中佐证郦道元之说。其二是“形论”，代表人物有罗洪先、曾国藩、彭玉麟。罗洪先指出苏轼六月洪水期到访，无法窥见山体中空似钟的全貌，论断片面；曾、彭二人亲身深入溶洞考察，直言苏轼观察粗浅，认定山体因形似巨钟得名，否定声论。其三为声形兼备论，由光绪年间湖口知县胡传钊在《石钟山志序》中首次提出。三种说法各有依据，孰是孰非，仍待后人给出更科学的定论。
　　登临山巅凭栏远眺，江湖胜景一览无余：北见长江金浪奔涌，南望鄱湖碧波无垠。丰水季水天相连，江湖交界线分明；枯水期江赤湖黄，恰合郭沫若“水文黄赤界”之句。南宋周必大早已解释色差成因：长江上游水土流失多泥沙，鄱阳湖水系植被繁茂含沙量低，两水交汇互不交融，界线随水位南北推移，始终保持清浊分明。
　　此地扼守长江要道，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从上古禹征三苗至近代民国，周边发生战事逾百起。诸多战事里，以元末朱陈鄱阳湖大战、晚清太平军与湘军湖口之战影响最为深远。
　　元末天下大乱，群雄割据江南，陈友谅据九江，实力最强；朱元璋以南京为根基，势力次之。元朝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陈友谅趁朱元璋北救安丰之机，率号称60万水陆大军围攻洪都（今江西南昌）；朱元璋亲率20万水军救援进抵湖口。陈友谅军以巨舰联结布阵，朱元璋采纳郭兴火攻之计，趁黄昏顺风以火船突袭，采用分队火攻战术，焚毁数百艘敌舰。战败后，陈友谅率残部突围至泾江口时中箭身亡，战役历时37天，陈军5万余人投降。此战以少胜多，奠定朱元璋统一南方、建立明朝的根基。
　　石钟山虽体量不大，人文底蕴却厚重绵长。千百年间无数文人墨客在此留下海量诗词游记，积淀丰厚的文化遗存。山上立有两尊名人塑像，一是2001年落成、高三米的汉白玉苏轼雕像，底座三面浮雕概括其三次游览石钟山的经历；另一尊为曾国藩铜像，立于渝亭北侧，身着清代官服、面色凝重，此处正是他当年折戟，毕生难忘的惨败之地。
　　1854年，曾国藩率领两万七千余湘军顺江东下，接连拿下武昌、田家镇，直逼九江。太平军守将林启荣凭城固守半年，百余次击退湘军强攻，曾国藩转而谋划攻取湖口，孤立九江。太平军东王杨秀清急调翼王石达开、罗大纲驰援湖口，统筹西线全部战事。太平军六万兵力虽占数量优势，但战船不及湘军装配西洋火炮的标准化水师舰队。接连取胜让湘军全军骄纵，曾国藩自认拿下石达开易如反掌。
　　石达开洞悉湘军水师由舢板、快蟹、长龙三类船只配合作战，只需割裂船队便能破敌。他先在江湖隘口沉船设木栅铁链水卡，构筑多层火力工事。1855年1月25日，太平军假意弃守诱敌，湘军百余艘轻便舢板冲入鄱阳湖后，太平军立刻封锁隘口，将湘军水师分割为两段：湖内快艇失去重炮大船掩护，江面重型战船缺少灵活小船配合作战，整体战力彻底瓦解。
　　2月11日夜，石达开亲率三百余艘战船夜袭，满载引火之物的火船冲入湘军船队，湘军百余艘大船被焚毁，江面一片火海。曾国藩只得乘小船仓皇逃入陆军大营。后续太平军肃清湖内湘军，湘军大将萧捷三战死，水师全线溃败。大胜后太平军三路西进，再度收复武昌，化解太平天国西线危局。
　　此战惨败令曾国藩羞愧至极，意欲投水自尽，被部下救下后逃往南昌。客观而言，曾国藩因接连大胜滋生骄气、指挥失当，招致毕生奇耻，实属必然。当然历史人物不能简单脸谱化评判，曾国藩功过交织，留待后人评说。
　　千百年来，石钟山静立江湖之畔，见证无数风云人物与兴衰战事，自然山水与千年人文在此相融共生。1996年12月石钟山作为庐山风景区重要组成部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