牯岭晨思

　　汪新锋

　　我以为，在所有歌咏庐山的诗词中，苏轼的《题西林壁》堪为极品。因为，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面前，任何描写都是苍白的，任何修辞都是拙劣的。一句“不识庐山真面目”便把所有感悟宣泄殆尽，把无边遐想留给后人。
　　生活在离庐山咫尺之遥的我，也算是“天缘有分”。从“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少年到“早生华发”的中年，其间曾多次登临庐山，却没写下任何相关的文字。不是不想写，只是因为别人看得清的，不必我来聒噪，附庸风雅；而别人看不清的，我也未必看得清，未必有新鲜感悟与人分享。
　　但我还是极力想走进庐山，仿佛冥冥中有个声音在召唤。仲夏的某日，当同伴还在享受山中酣眠时，我起了个大早，走进了牯岭之晨。
　　这是一幅世俗生活的画卷：路边早餐店蒸腾着炸油条的烟霭和香气；丰腴的中年妇女提着刚买的新鲜蔬菜从石阶上踏过；满脸安详的老人心无旁骛地舞着太极；三三两两的民工拿着大瓷缸朝不知哪里的工地走去……除了更加静谧、更加清新之外，牯岭的早晨与山下的小城几乎没有区别。
　　庐山上有宾馆酒店，也山上有图书馆、体育馆、电影院；疗养院、医院、学校、幼儿园；还有古建筑群；庐山上有活生生的一座城。现在，这个山中之城的常住人口逾万，这在名山中是很少见的。游人羡慕他们生活在风景里，他们却说，庐山地盘太小、雨雾太多。
　　在庐山，可以访古、参禅，可以极目天涯，也可以神游历史。但只要来到牯岭，踏上石板铺就的小街，融进来来往往的人群，你就一脚回到了现实，回到了生活。庐山是最有生活感的山，她教你入世，教你淡定，她不会让你在虚无缥缈的精神世界里走得太远，走得太累。
　　牯岭的街道并不整齐，时不时这儿一条小道，那儿一条支巷，就这样随意地铺展开来。但漫步其中，一点儿也不觉得杂乱，倒是有种疏落有致的美。一幢幢大小不一的房屋就散落在路旁参差的古木中，最有特色的是那些充满异国情调的别墅。
　　鸦片战争以后，庐山脚下的九江作为通商口岸之一，与外界的交流日益频繁。聚集九江的洋人难以忍受江南盛夏的酷热，遂将目光转向庐山。自1895年英国传教士李德立首开先河后，西方各国人士纷至沓来。他们的建筑师在这片土地上尽情施展着自己的才华，为庐山留下了近千栋造型别致、风格各异的别墅，留下了这凝固的音乐，当然，还有那抹不去的宗教信仰的印痕。
　　在此之前，庐山的标志性建筑是寺庙和书院。东晋时期，高僧慧远南渡长江，在庐山创立了东林寺，并以此为基地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明显“中国化”的佛教活动：翻译佛经，组织僧团，与王公贵族、社会名流密切往来，大大加快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从而确立了净土宗与庐山在中国佛教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上苍似乎还要为庐山再添浓墨重彩的一笔，九百年后，一代理学家、教育家朱熹被派到庐山脚下出任南康知军。朱熹在南康（星子）为官仅三年，却干了一件足以影响中国数百年的大事。他利用自己的威望和影响，筹资重修了残破不堪的庐山国学馆，并改名为白鹿洞书院。在这里，他开坛讲学，弘扬理学思想，把理学推向了发展的高峰，白鹿洞书院也无可争辩地成为理学发展的里程碑。
　　1928年4月，著名学者胡适登上庐山，足迹遍及山中名胜，写下著名的《庐山游记》，独具慧眼地提出了对庐山的断语：“庐山三处史迹代表三大趋势：慧远的东林，代表中国‘佛教化’和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白鹿洞，代表中国近世700年宋学大趋势；牯岭，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
　　胡适不愧为一代宗师。我认为，他对庐山的定评，直到今天仍然是对庐山文化最精辟的概括。
　　就这样走着、想着，不知不觉阳光已透过密林的缝隙洒落在我的身上，路上的游人渐渐多了起来。牯岭的早晨已经过去，新的一天又将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