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往事——
从武宁沿革看当代九江区域格局的形成
(20260913第 A02版)
概述:1949年9月20日,武宁县人民政府成立,属九江分区行政公署。
评述:今天的九江市,下辖武宁、修水、永修、瑞昌、德安、湖口、都昌、彭泽、庐山市等县市区。从行政地图上看,这些地方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赣北区域。然而,如果回望历史,就会发现今天九江的区域格局,并不是古代行政区划的简单延续,而是在近代百余年间,随着行政制度变革、战争形势变化以及区域治理需要逐渐形成的。甚至其中的部分县,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真正纳入九江行政体系。
武宁就是其中之一,看懂武宁的历史沿革,也就可以理解当代九江的区域格局是如何形成的。
从古代南昌体系到近代区域重组
武宁历史悠久。早在先秦时期,这一带属于古艾活动区域。秦汉以后,随着郡县制度建立,武宁地区逐渐纳入中央行政体系。西汉时期,今武宁地区属豫章郡海昏县,后海昏析置建昌县,今永修县即由此发展而来,武宁一带属建昌县辖境。
三国时期,吴国分建昌县设西安县,县治位于今武宁县石渡一带。西晋时期,西安县改称豫宁县,后又一度设豫宁郡。豫宁成为武宁历史上使用时间较长的名称。
唐代是武宁县名形成的重要时期。武则天长安四年(704),朝廷析建昌县部分地区设置武宁县,县名由此确立。此后,武宁县辖区又经历多次调整。唐代中期,武宁西部部分地区析出,设置分宁县,即今天修水县的前身;南唐时期,又析武宁、建昌、奉新部分地区设置靖安县。
从历史关系看,武宁、修水、永修三地联系密切。修水由武宁析出,武宁又与建昌长期相邻,同属修河流域,在地理、文化和社会联系上具有较强关联。但从行政隶属看,三地并非始终属于同一体系。
自汉代以来,武宁、修水长期处于以豫章为中心的行政体系之中。此后历经豫章郡、洪州、隆兴府等名称变化,至明清时期,均隶属于南昌府。宋代修水籍文学家黄庭坚,被后世称为“豫章先生”,也从文化层面体现了这一地区与豫章地域的深厚联系。
相比之下,永修前身建昌县虽然早期同样属于豫章体系,但后来随着南宋设立南康军、明代设立南康府府治星子(今庐山市),辖星子、都昌、建昌、安义等行政区划的形成,转属南康体系后的建昌县,逐渐与九江区域形成更紧密的经济、交通和社会联系。
因此,今天九江的行政区域,并不是明清时期九江府的简单延续,而是在传统九江府、南康府以及原南昌府部分区域基础上,经过近现代行政调整逐步形成的。
浔阳道开启行政关系转变
传统府县体系在民国初年发生重大变化。
辛亥革命后,府、州等旧有行政建制逐渐废除,江西开始建立省与县之间的道级管理体系。民国初年,江西先设赣北道,后调整为浔阳道,道治所在九江县(今九江市),辖九江、德安、瑞昌、湖口、彭泽、星子、都昌、永修、安义、鄱阳、余干、乐平、浮梁、德兴、万年、奉新、靖安、武宁、修水、铜鼓等20县。
浔阳道的形成,并非传统九江府范围的简单延续,而是对赣北区域行政关系的一次重新调整。对于武宁、修水、靖安、铜鼓等县而言,这次调整具有特殊意义。这些县长期属于以南昌为中心的赣中行政体系,民国初年通过浔阳道的设置,第一次在制度上纳入以九江为中心的赣北区域,与九江建立了行政联系。
不过,道制虽然改变了行政归属,却并没有立即改变地方长期形成的社会联系。武宁、修水等地长期受南昌府影响,地方经济、文化和社会交往仍与南昌保持密切关系。加之北洋政府时期,中央对地方控制能力有限,江西政局动荡,浔阳道的实际运行并不稳定。1926年北伐军进入江西后,道制废除,各县直属省政府管理。
行政督察区重新塑造区域关系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为解决省管县范围过大、管理困难的问题,又在省与县之间设置行政督察区。
1932年6月,江西省政府通过《江西省各行政区长官分署暂行规程》,正式实行行政区制度,全省划分13个行政区,每区设置行政长官,负责辖区内行政督察和保安事务。这一制度虽然不同于古代府制,但实际上承担了部分区域管理功能。
武宁在这一时期再次成为区域中心。
江西第三行政区驻地设在武宁(后曾短暂迁修水),辖武宁、瑞昌、永修、靖安、奉新、修水、铜鼓等县。其辖区大体覆盖赣西北山区,相当于晋代的豫宁郡。
到1935年,江西行政督察区经过两次调整,由13区缩减为8区。此时,武宁再次成为重要行政驻地。需要注意的是,行政督察区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府,也不是完整地方政府,而是省政府派出的区域管理机构。
由于民国时期江西长期处于社会动荡和军事冲突环境,行政督察区具有明显的保安和军事管理色彩。1930年代以后,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活动频繁,赣西北山区成为国民政府重点控制区域。因此,武宁地处山区交通节点,成为区域行政和军事管理的重要地点。
抗战改变赣北区域格局
抗日战争爆发后,赣北区域格局进一步发生变化。1938年九江失守,1939年南昌沦陷,长江沿线、南浔铁路以及九江至南昌交通线成为日军控制区域,直至抗战结束。相比之下,武宁、修水等山区县虽然曾遭日军侵扰,但由于地形复杂,日军难以长期控制,逐渐成为国民政府维持赣北行政的重要后方。
战争形势直接推动了江西行政区划调整。1942年,江西行政督察区调整为9个。根据《江西省行政区划志》记载,第九行政督察区驻武宁,辖武宁、瑞昌、九江、德安、星子、永修、安义、靖安、奉新9县;第五行政督察区驻浮梁,辖浮梁、彭泽、湖口、都昌、鄱阳、婺源、德兴、乐平8县。
这一调整并非单纯的行政区划变化,而是战争条件下区域治理体系的重新安排。由于九江、德安等沿江地区已经沦陷,原有行政机构难以正常运行,国民政府需要在相对安全的后方重新设置行政中心,以维持地方政权运转,并组织抗战力量。这与抗战时期江西省政府迁往泰和一样,都是战争环境下行政体系的适应性调整。战时行政机构不仅负责未沦陷地区的行政管理,同时承担军事协调、地方保安、物资调配以及对敌占区开展游击、情报联络等抗战事务。
第九行政督察区驻地设于武宁,在抗战特殊时期第一次成为赣北西部地区的行政中心,理论上管辖包括今九江市区在内的广大区域,成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赣北地区维持政权、组织抗战的重要支点。
抗日战争胜利后,第九行政区仍未作调整。
九江分区建立与现代区域形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江西在建立新的行政体系过程中,部分承接了民国时期形成的区域格局,将原有行政督察区调整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49年7月19日,九江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简称九江专署)成立,署治设九江县(今九江市区),下辖九江、瑞昌、武宁、永修、星子、德安、靖安七县。与民国时期第九行政区相比,安义、奉新被划出,行政中心设于九江。
同年9月,江西省人民政府再次调整专区划分,靖安县由九江专区划归南昌专区,修水以及湖口、彭泽、都昌等四县分别由袁州专区、鄱阳专区划入九江专区管辖。至此,九江专区形成下辖十县一市一山的基本格局,即修水、武宁、永修、瑞昌、德安、九江、星子、都昌、湖口、彭泽十县,以及九江市和庐山管理局。此后,九江行政区域虽有县域微调,但总体格局基本稳定。
对于武宁、修水而言,这意味着长期属于南昌体系的行政关系发生改变,它们最终纳入九江专区。
从更大的历史视角看,当代九江区域格局,是传统府县体系、民国行政改革、抗战时期区域调整以及新中国行政区划重构共同作用的结果。
武宁的归属变迁,正是这一历史过程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