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景玉川

　　一

　　在我小时候只知有过年，不知有“春节”。“春节”是我上中学以后才听说的词语，其实，它也只是在民国时才开始使用。那时在我们小县城，“元旦”人称阳历年，“春节”叫阴历年，阳历年似乎与小孩无关，只有阴历年才是孩子们所盼望的。每当临近阴历年，孩子的心里都充满了温馨，无论他们的家境是贫穷还是富裕。

　　进了腊月，小城的气氛渐渐变得温暖融和起来。家境稍好的人家，早在立冬后就开始腌制腊鱼腊肉。过了腊月二十，离年越来越近，小学也放了寒假，在此前后大人对孩子的警告常常是：“细伢子莫劣（顽皮），小心打一顿过年。”为了不挨这一顿打，再顽劣的孩子也会有所收敛。小心翼翼等到挨过了腊月二十三，那就万事大吉了，因为过了小年，大人再也不会打小孩。大概由于在过年期间，打骂声与哭喊声会影响过年的喜庆气氛，所以父母对孩子的严惩，一般都在过年前。腊月二十三是打扫卫生，祭拜灶神的日子，灶神北方称灶王爷，我的家乡则称“司明爹”。这一天，不仅卫生要打扫得彻底，大人还会一再嘱咐小孩不要乱说话，因为这天是“司明爹”上天的日子，人们希望他“上天”后在玉皇大帝面前多说这家人的好话。故砌有大灶的人家，会在灶上方烟囱旁贴上寸余宽小小的红对联：“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

　　腊月二十四是小年，平常人家这天餐桌上并不丰盛，仅有不多的鱼肉而已。不过，让人振奋的在于：一过小年，家家户户女主人们就要忙着炒花生、瓜子、豆子和切糖糕。糖糕用炒米和米糖（家乡叫“打糖”）在大锅里混合，再掺以花生仁、芝麻或桂花，然后趁热切成小薄片。这种糖糕又甜又香又脆，比如今超市里卖的冻米糖好吃多了。家乡人称糖糕会在糕后加一个“得”音，说成“糖糕得”，就像北方话中的“儿”音一样。炒花生切糖糕的这一天，灶膛里炉火熊熊，屋内花生、瓜子、糖糕香气弥漫，孩子们兴奋而活跃，基本上不会离开厨房，偶尔也会去屋外放一两个爆竹。

　　到了腊月二十六，就开始有人家“还年福”了。小城里每家“还年福”的时间有所不同，分别为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和三十，所以这几天每天下午晚上小城里鞭炮声不断。我至今也不知道“还年福”三字究竟应该如何写？只知道这一天全家人要在一起聚餐和祭祖。至于“还年福”时间的不同，则在于各姓氏家族祖上制定并传下来规矩。听父亲说，我家“还年福”的时间原本在腊月二十九日半夜，也就是除夕日的凌晨，后来不知哪一代大人嫌麻烦，将“还年福”与除夕合二为一。北方民俗很重视“腊八节”，在我的家乡，好像没有这一节日，我只是在长大后从书报上才知晓”腊八节”的。

　　除夕日这天下午，进城的人都返乡了，各家店铺也陆续关门，街上少有行人，小城恬静而安详，散发着过年的瑞气。入夜，鞭炮声此起彼伏，震响夜空，空气中飘散着好闻的硝烟气息，各家都在吃年夜饭。

　　我家由于“还年福”与除夕合一，所以大年三十晚上还要祭祖。景姓是小姓，在城里没有祖厅或祠堂，祭祖在家里进行。厅堂上方有一神龛，神龛中摆放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前有香炉、烛台，神龛两旁写有“金炉不息千年火；玉盏常明万岁灯”的对联。那对联写得好，字也好，所以几十年过去了，我依然不忘。燃烛、焚香、放鞭炮、祭拜之后，一家人便开始吃年夜饭，此时家中在外的人再远也会在饭前赶回来。年夜饭是一年中最丰盛的晚餐，号称“十大碗”，鱼、鸡、笋、粉丝、猪肠、薯粉汤、肉丸……还有我最喜欢吃的红烧肉。星子地瘠民贫，历来来待客的最高礼仪便是“十大碗”，所以除夕年夜饭也是“十大碗”。附带说一句：小时不知“除夕”，只知（大年）三十夜，“除夕”这一词是长大后才知道的；北方除夕夜兴吃水饺，南方好像没有这一习俗。

　　年夜饭之后，孩子们会到屋外放炮仗，放烟花是有钱人家或十多年之后的事。年饭后孩子们开始向父母长辈要压岁钱，这也是他们最渴望的事情。我家穷，兄弟姐妹多，所以压岁钱很少，一般是伍分、一角，顶多为两角。不过，这些钱都是父母年前就换好了的崭新纸币，所以钱虽少，我们也满心欢喜。“三十夜，侃大话”（家乡方言中，“夜”与“话”押韵；“侃”念作kuang）。意即这一夜可以畅谈志向，甚至能吹点牛。三十夜还要“守岁”，即守到天亮不睡，开初孩子们也都有守岁的雄心壮志，可熬了一阵，一个个忍不住哈欠连天，到了十二点前后，终于撑不住，先后上床睡了。

　　第二天是正月初一，天刚亮，父亲就打开铺门燃香烛，放鞭炮，这叫“出天方”，大概是乞求新年好运的意思，只是我一直不知道这“方”字究竟该如何写？“除夕”夜祭祖放鞭炮时，大人还会将一块劈柴丢到门外，“柴”与“财”同音，自然也是乞求发财。所以“出天方”时，那块昨夜丢出去的劈柴，会被捡进来。

　　“出天方”前后，小孩大都醒了，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给长辈拜年，要跪拜。正月初一的早餐在我家好像不太讲究，或面条，或菜饭。饭后则在客厅摆出糖糕瓜子香烟等，准备招待来拜年的客人。早餐后父母会吩咐孩子出去拜年，主要是给左邻右舍的店老板和在城里的亲戚拜年。拜年时，要跪下一条腿或双腿，受拜方的大人会对来访的小客人说：“啊呀呀，快起来，就是一样，天保佑你肯长肯大”（“肯”是“快”的意思），说罢则给小客人糕点。拜年归来，每个孩子的荷包里，都塞满了托（“托”有犒赏的意思）来的糖糕之类的食品，有的还会有几支香烟。所得较多的孩子，自然有几分神气。

　　初三初四，乡间耍龙灯的队伍便进城了，队伍中还有舞狮、踩龙船和耍蚌壳。男人有时会对张开的蚌壳哈哈大笑，大概蚌壳象征女性吧。正月初八，小城各家店铺开张营业，除了晚上的龙灯，过年的气氛有些淡。那时居民生活水平不高，年前腌制的鱼肉也吃得差不多了，“拜年拜到初七八，坛坛罐罐都洗刮”，普通人家连糖糕薯片之类的食物都吃光了。不过，到正月十二、十三，“年”的气氛又浓起来，到十五日形成最后的高潮。

　　正月十五是元宵节，这一天小城张灯结彩，每家店铺门前会挂出灯笼，居民午餐或晚餐以吃食汤圆为主。这天晚上每家都灯火通明，每一间屋子，哪怕是小过道，都要点上蜡烛，以求新年前途光明，大吉大利。我们小孩手上则拿着樟树枝或榨树枝，让树叶在蜡烛上烧得噼啪响，嘴里喃喃道:“照什么照胜，一年胜一年……”元宵夜进城的龙灯队伍最多，小城里铳炮震响，锣鼓喧天，火树银花，“一夜鱼龙舞”。有的舞龙队耍龙时会不小心被龙腹中的蜡烛烧了龙身，整个龙队这一天不免有点狼狈。

　　元宵节过完，春节也就结束了。

　　“月光爹爹，保护娃娃；娃娃长大，好做买卖；买卖赚钱，犒猪过年” (这里”犒”应念作gao，是杀的意思)。“大人望赚钱，细伢子望过年”……这是我小时熟悉的儿歌，儿歌中都提到赚钱，不知是否与小县城里多是生意人有关？因为我的父亲也是星子县城一位小生意人。所以我关于过年的回忆，也许带有买卖人家的特色。

　　二

　　以上所写的过年风俗，在我的记忆中其实也只经历过一两次。因为在这以后，家里家境日难，渐渐社会上物资供应紧张，“左”倾思潮逐年高涨，小城过年传统的喜庆气氛自然大打折扣。

　　记得1960年春节，正是“大跃进”后的困难时期，大年三十无肉，父亲好不容易从乡下姑姑家搞到了一块肉，那肉不过斤把重，很像是病猪或猪崽肉。但全家人还是欢喜异常。

　　再后来，就是提倡“过革命化春节”，“年”的气氛更淡。那些年，人们在外面过“除夕”的也不少，我在乡下和矿山就度过了好几个“大年三十”。不过，虽说提倡“革命化”，但作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在一般的百姓心中还是不易被“革命化”化掉的：只要有条件，在外当兵做工务农的人，都会尽量赶回家过年，哪怕远在千里；在外过“革命化春节”的人，单位也会组织他们加餐、开晚会，热闹一番。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传统节日关联着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给人带来心灵的抚慰与温暖。即使在物质异常贫乏的年代，生存异常艰苦的环境，这一天哪怕过得再简单，再朴素，但佳节所负载着的美好愿望和生活理想，仍能给人带来温馨。“告花子也有年节”，“千里之外也要赶回来过年”，这些记述先人习俗的古话，显示着我们民族顽强坚韧的文化传承。

　　1979年春节，我在广州我的老师家过年，那时打倒“四人帮”不久，老师还是“现行反革命”，他与妻子离异，上有老母下有弱女，生活极其艰难。广州除夕夜兴花市，大年三十夜市民倾家出门去逛花市，我和老师一家也不例外。花市上欢声笑语，观花人熙熙攘攘，街市两旁群花争妍，芬芳飘逸。花价有几元、几十元、数百元，最贵的要上千元。我们买不起，只要了两枝一角钱一枝的银柳。花市归来，将银柳插入小瓶，我也感受到了南国除夕夜满室盎然的春意。

　　近十几年来传统节日气氛日淡，洋节反倒时兴火爆，尤其是在年轻人中。有人将这一变化归结于物质丰富，生活水平提高，这貌似有理，实则不然。你看《红楼梦》中的贾家，何等富贵，而贾家的春节，过得是何等隆重、排场和喜庆，特别是贾府的除夕夜、正月初一与元宵节。每个国家的百姓对本民族的传统节日，我想都应会感到亲切。

　　2007年国家将除夕、清明、端午和中秋定为法定假日，实在是明智之举。传承着民族精神与情感的节日，将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欢乐、和谐、温馨与诗意。

　　愿每一个春节都能给孩子们留下美好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