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殷元忠

　　我从小就生活在西门口的环城路上。说起西门口，九江人都耳熟能详。它是九江城最热闹、最繁华的街区。当年，西门口东西向的大中路上，全是绫罗绸缎、银楼钱庄、钟表玉器、景德镇名瓷、旅社客栈之类的店铺。而南北向的环城路上，则是炒货作坊、理发缝纫、米铺粮店、车行修理、饮食早点之类的作坊小店。西门口的钟楼岗亭顶端的四面，各有一面直径两尺多的大钟，无论从哪个方向走到西门口，都可以看到时间。新中国成立后，西门口西南角的街边，有一个一米多高的绿色邮筒，街的正中心，仅有一个直径一米多的水泥岗亭圆墩。一名姓陈的民警，络腮胡子，穿着蓝色制服，戴着雪白袖笼，拿着红白相间的指挥棒，站在街头吹着哨子，指挥少得可怜的汽车通行。

　　晚上，警察下班了，这里便成了孩子的天下。孩子们找来家里的“蛮锤”（洗衣服的捣衣棒），学着警察的样子，做出各种滑稽的动作，引得路人一片哗笑。入夜后，孩子们以岗亭圆墩为中心，玩起“官兵捉强盗”的游戏。一时间，西门口周边的街面满是横冲直撞的孩子，成了路人的烦恼。最倒霉的是挑水卖的“江北佬”。他们好不容易从江里挑了一担水上来，碰上慌不择路的“官兵”和“强盗”，水全部撞洒了，有时连挑水桶都撞瘪了。知道闯了祸，孩子们全都躲进街头巷尾，不见一个人影。挑水的“江北佬”只能自认倒霉，骂骂咧咧地算了。

　　之后，街面上的汽车、自行车、三轮车和搬运公司的板车越来越多，西门口的岗亭圆墩既占地方，又妨碍交通。于是，富有现代气息的红绿灯便取而代之。九江市第一个设置红绿灯的十字路口，就是西门口。

　　后来，我们开始在街边巷口打玻璃弹子，拍“三角”（捡烟盒折成三角）和画片，到延支山或江边玩放风筝、跳房子、踢毽子、劈甘蔗等游戏。

　　八月中秋前后，我们还在一支巷口的小庙门前码宝塔。一支巷进口窄，过了临街的铺面屋，巷口就变宽形成一个拐角，不少内急之人常躲在角落里撒尿。中秋之前，我们西门口的孩子满城捡民瓦片，尤其喜欢到火灾现场去捡。大点的小孩“码”，我们打下手，要砖送砖，要瓦片递瓦片。码得一人来高后，便找来废弃的灯罩做宝塔顶。塔门两边还会贴上“阿弥陀佛、菩萨保佑”的红对联，门头贴一个“福”字当横批。大家还会在塔内点上油灯，塔前还摆上用废铁筒做的香炉，点上香，摆上供品，弄得有模有样。大人们也赞成我们这样做，说庙门前的死角处码上宝塔，那些内急之人就不敢朝宝塔撒尿了。

　　儿时的西门口，早点美食也特别多。靠江边的兰金记豆浆店，一大早店里店外就挤满了“过早”的人。九江人把吃早餐称为“过早”。这里的水子酒糟冲蛋，是九江有钱人“过早”的首选。

　　过西门口朝南进入环城路，餐饮店数不胜数。顶头一家春阳餐馆，是一家面向工农大众的国营饭店。阳春面是该店的招牌美食，名字好听，价格实惠。一碗阳春面，根根排列整齐，热气腾腾，葱香四溢。三年饥荒时，春阳餐馆的煮包菜叶，深受学生的青睐。在校吃完三两米饭晚餐的学生，仍觉饥肠辘辘，又都涌到春阳餐馆，三角钱一盘，配上几片老包菜叶，煮熟后再放点酱油辣椒盐，便能吃饱肚子。现在大家都不吃包菜外层老叶子。外层的老叶，质地较硬，只用来喂猪。但在那时，能有这样的食物，已经是相当不错的选择。

　　春阳餐馆不远是林记花生店，他家的糖炒栗子常常供不应求。大家排着长长的队，糖炒栗子一出锅就卖光了。挨着林家花生店的是孔家豆腐店。那时的豆腐店没有机械，全靠人力。老板从黄梅请来的年轻师傅个个身强力壮，磨浆、滤浆、煮浆，全是人工操作。傍晚开工，凌晨收工，是重体力活。那时的包豆腐不像现在一板一包，而是一块一包，上架压实。压出多余的水分后，师傅们又一块一块的，把原先的四方小包布一一剥开，将豆腐放在大桶里漂水，等天亮后出售。酱干和臭酱干也是这样一块一块地包，只是酱干在压榨凳上，加上铁铊才能压得更加结实。直到包布上无水溢出，师傅们才取出剥开包布，将白胚酱干放入煮浆的锅中，加盐和酱油煮熟。孔家的臭酱干闻起来臭，吃着香。但臭干儿的制作方式，秘不示人。不管酱干，还是臭干儿，都很结实光亮，拿起半米多高一松手，酱干会在竹筐里蹦弹好几下，不会散架也不会破。

　　那时候，西门口的“飞龙阁”餐馆，与大中路上的“振兴”餐馆，滨江路轮船码头旁的“绿野村”齐名。很多人喜欢光顾这里。在“飞龙阁”楼上临街的包厢里，经常传出“哥俩好啊，五魁手，六六顺，八匹马”之类的划拳叫喊声。

　　从西门口往南走不远，有两家回民早点店。马家父子主要出售大饼、牛肉包子、生煎牛肉饺子之类早点，另一家法姓回民，则以千层酥饼出名。每每酥饼出锅，葱香满街，供不应求。马家临街摆一张四脚八档的桌子，盛放制好的食品。一天，一个刚从小池过江来的江北菜农，买了两三斤猪肉来马家买饼。付钱时，菜农随手将一挂猪肉放在桌子的一角。等菜农走后，马师傅放下生意不做，拿起劈柴的斧子，将沾有猪肉印迹的桌子拖到马路上，两斧子下去，一张好好的桌子，瞬间成了一堆柴火。

　　西门口还有一家烧饼店，一进西门口就能闻到这家烧饼店特殊的葱香。离西门口不远的丁官路口，是学生们上学的必经之地，这里满是萝卜粑、油糍、洋糖果等早点。一分钱两个的萝卜粑，被老板用干荷叶细心地托着。上学的孩子接过后，老板就会拎起麻油壶，用细长的壶嘴在刚出锅的萝卜粑上淋一圈麻油。孩子们边走边吃，辣乎乎，香喷喷的，吃得有滋有味。

　　进入夜晚的西门口，更是烟火气十足。除了白天特有的街肆市景以外，还增加许多只有晚间才有的宵夜和摊点。一个张姓老人每天傍晚从西园推来一辆“哗哗”作响的卤肉柜车，里面装着油光闪闪的猪头肉，酱红的茴香卤牛肉，香喷喷的卤猪肠和卤口条，也应有尽有。

　　“生炒米儿啊！”小摊的叫卖声悠长，在夜市的上空回荡。卖生炒米儿的小贩旁边，响起了一串清脆的铃声，原来卖糯米酒糟的小贩也来了。只见小贩的挑担中，一头的四方竹筐里摆着酒糟。一层玻璃一层酒糟，每层摆着九个小碗，十分诱人。另一头是桶装的糯米酒酿，桶口里挂着酒端，半斤一提，两提一斤。人们买回去，就着卤食，既填肚子又清凉。还有一个驼背老人，常挑着挂有马灯的清汤担儿，游走在街头巷尾，招呼着乘凉的市民。

　　深夜，西门口的街巷中，还会响起叮当作响的小铜锣声。这是算命先生敲着探路棍来了。算命先生一边以小铜锣招揽生意，一边沿街收“印子钱”。“印子钱”是一种民间的高利贷。我父亲曾向算命先生借20元钱当本钱，摆摊谋生。10天后的傍晚，算命先生会准时敲着小铜锣，打着探路棍上门收走一块钱，连收30天。20元钱借出后，40天时间就变成了30元，利息颇高。

　　西门口的夜晚是美好的，除了剥菱角米、卖甑儿糕、画糖画的外，还有个老人吆喝着“糖荸荠，滚烫的啊！”后来，好长一段时间没听到吆喝声，大家这才听说，老人在上旱厕时，失足跌入粪坑呛死了。只是他独特的叫卖声，仍然留在我的记忆中。

　　儿时的西门口，周边有两所私塾。一个是环城路圣庙巷里的聂先生私塾，我就是在这里拜孔夫子发蒙读书的。另一家是离西门口更近的“尚志学堂”，就在环城路的一支巷里。私塾的大门，像古代的衙门一样，呈八字形。上六七步台阶的门楼上，镶有一块署有落款的“尚志学堂”匾牌。进校门左右各有一间教室。校长是陆霖先生，他的模样像祖父一样慈祥，常戴着一副老花眼镜。陆霖先生既是校长也是老师，他不像聂先生动不动就用戒尺打孩子们的手心，遇上过于顽劣的淘气男孩，陆校长也只是高高举起戒尺，轻轻落下。

　　陆校长会按时摇着当年收垃圾一样的铃铛提醒大家上课下课。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陆先生的算术课。他有一个白色的大算盘，棕毛作档。我们学珠算时，先学“六六六”。陆先生要我们用自带的算盘，反复练习从“1”加到“36”，边打还要边练口诀，“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五除二”。陆校长还教我们“斤求两”，那时还是十六两一斤，我们要记背“斤求两”的口诀，“一退六二五、二一二五……”便能很快算出购物时的价格。这些实用性很强的教学，让学生们学习的积极性很高。上午学，放学回家就可以帮大人算账做生意。大人们都笑说，染缸里不出白布，比读死书的聂先生强。

　　年年岁岁街相似，岁岁年年景不同。儿时的西门口依旧，儿时的伙伴如今都成了耄耋老人。路中间的钟楼岗亭，人行道旁的绿色邮筒，满街飘香的食品，酒楼上吆五喝六的划拳酒令和黑夜中弥漫在街头巷尾的悠远叫卖声，都消失了。时代变了，儿时的西门口也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