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泽码头“箩上工”

■ 汪伯林 自古以来，人类依水而聚，逐水而居。彭泽县龙城镇，自唐朝以来便是彭泽县治所在地，老城区江边的趸船码头，曾是彭泽县水上货物装卸运输集散地，也是通江达海的重要水上交通枢纽。如今，它虽褪去往日喧嚣，却承载着几代“箩上工”的奋斗记忆，拭去尘封的泥尘，那些久远与簇新的光芒依旧熠熠生辉。 《彭泽县志》（1992年版）记载，民国时期，彭泽县城西门外侧一条巷内，聚居着来自江西德安和安徽宿松的贫民，他们以箩筐、扁担为工具，靠肩挑背扛搬运货物谋生，这条巷子被称为“箩巷”，这群人则被称为“箩丈”——意即靠箩担谋生的丈夫。“箩丈”分大箩和小箩，大箩负责码头货物搬运，以德安人居多；小箩专司抬轿、扛丧等杂役，以宿松人居多。1938年日军入侵后，这些“箩丈”纷纷流离失所，往日的劳作场景一度中断。 “箩丈”亦被称为“箩上工”，县城还流传“十三条扁担”之说。他们来自安徽宿松、庐江、湖北黄梅等地，靠在码头卖苦力赚取微薄报酬。经查阅资料和走访得知，“十三条扁担”包括叶太元、严道恒等13人，后又有徐炎明、徐文财等人加入，成为彭泽县城第一代搬运工，也是最早的“箩上工”。 1938年6月29日，日军侵占彭泽县城，在马湖村实施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还开办“洋行”，抓掳民工强迫搬运货物，稍有不从便施以暴行。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县政府委任士绅丁铸九成立县工会，内设搬运组，有搬运工20余人，以北门外旧考棚为业务接洽站，“箩上工”的劳作得以零星恢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农业生产蓬勃发展，彭泽县搬运装卸业务量逐年扩大，长江边商贾云集，码头日益繁华。彼时货物装卸全靠肩挑背扛，“箩上工”人数不断增多，很快成立了县搬运队，专门承担货物装卸运输任务。他们用长条木板搭跳，从船上到岸边需搭“九板十三跳”，“箩上工”们每天在搭板上来回几十上百趟，默默承载着物资转运的重任。 如今，第一代“箩上工”均已离世，但他们的子女大多继承父业，在彭泽安家落户，如今也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为收集码头移民搬运工人的史料，笔者在当年“箩上工”集中之地，找到了几位第二代“箩上工”，从他们的讲述中，回望那段艰辛而滚烫的岁月。 邹荣花是“十三条扁担”之一邹进的女儿，出生于1946年。她回忆道：“父亲1917年出生，是个孤儿，年轻时为躲避抓壮丁，从河南光山县逃到彭泽，先在杨梓帮人挑油做杂活，后来到县城，在码头帮旅客挑运货物，渐渐和其他外地人组成了最早的‘箩上工’。父亲常说‘肩挑的是生活，脚踩的是骨气’，这句话一直激励着我们。他们早出晚归，三餐不继，日晒雨淋，微薄收入难以养家。1950年县搬运队成立，父亲加入后，有了固定收入，生活才有所好转。后来改用独轮车、板车，省力了不少。1954年发大水，我们住在西山脚下的茅棚里，江水漫进屋内，水退之后，父亲他们就把卸在屋檐下的货物转运走。一家四个孩子，全靠父亲一人支撑，多亏了搬运队，我们才能勉强糊口。” 90岁高龄的胡水荣老人，1958年从九江迁至彭泽，在搬运队当了20多年女工队队长，谈及往事思路清晰：“那时搬运队分工明确，男工多挑粮食，女工多挑煤、糖、烟酒百货等。挑运货物时，每挑一担发个牌子，日清月结，多劳多得，丢了牌子当天就白干。涨水季节路途稍近，最怕搬运化肥和农药，100斤重的尿素袋反光刺眼，碳酸氢铵气味刺鼻，‘六六粉’呛得人窒息，大家只能用湿毛巾捂口鼻，凭着一股劲咬牙坚持。” 胡水荣老人还说：“女工队一班有20多人，有的裹小脚干不了重活，后来就离开了。1964年，34岁以内的女工成为正式搬运工；1966年，县劳动调配所和搬运队合并，工资实行计件工分制，凭购粮证每月供应20多斤大米，男工最多26斤，女工24斤。尽管条件艰苦，但姐妹们都憋着一股劲，要像男工一样扛起责任。” 一旁的邹荣花插话补充：“女工一点不比男工差。1968年我怀孕时，还挺着大肚子驮盐包、挑煤，清早赤脚挑煤，一趟不歇。70年代九江建长江大桥，我们晚上加班，从镜子山抬石头、挑石渣上船。卸砖块时，用铁夹子一次夹5块，一夹子30斤，一晚上要装满一船，第二天手臂酸痛得抬不起来，还是要接着干。”她还回忆，镜子山脚下有几十米长的陡坡，拉满货的板车需要5个女工一起拉，一人扶车把，两边各两人用绳索套肩牵引，下雨天脚下打滑，也得咬牙把活干完，大家从未有过怨言。 这些场景的背后，是“箩上工”们不畏艰辛的坚守，更是父辈吃苦耐劳精神的延续。搬运工作不仅繁重，还时常伴随着意外，他们付出的不仅是汗水，甚至是生命的代价。 88岁的石月英老人，腰身佝偻却精气神十足，她是宿松人，1954年来到彭泽当搬运工，三次意外让她刻骨铭心：“一次抬石头，手指被砸得血肉模糊，我撕下搭肩布条缠住伤口继续干；1964年抬机瓦时摔破头，医生从伤口里取出了瓦片；退休那年，在船上起石膏时，船一晃我掉进江中，幸亏被帆船上的船工用绳索救上岸，挤压出腹中积水才死里逃生。”她摸着额上依稀可见的伤疤，语气沉重地说：“我们这份活，就是拿性命抵押。有个叫‘宋呆子’的搬运工，扛着几百斤重的东北松上堤时，用力过度内脏受损，放下木料就口吐鲜血晕倒；女搬运工石荷花，在皮花夹堆上抽包时踩空，从几十米高的包顶摔下来，不省人事。” 当被问及是否知道有搬运女工掉进江里淹死时，石月英惋惜地说：“怎么会不知道，她叫高等娥，四十多岁，一次拉板车运化肥，下坡时刹不住车，连人带车冲进江中，就这样没了性命。” 89岁的刘文霞老人是宿松人，1958年迁到彭泽。丈夫早逝后，她独自一人抚养三个孩子、赡养婆婆，全靠搬运工作维持生计。“我做了一辈子搬运工，吃了不少苦，但也多亏搬运公司给了我一份工作。如今老了，孩子成家立业，我有社保、有养老金，非常满足，打心底感谢政府让我安享晚年。”老人的话语里，满是质朴的感恩与豁达。 尽管工作艰苦，但“箩上工”们始终乐观向上，从不自怨自艾，这种以苦为乐的态度，正是“箩上工”精神的底色——历经磨难而初心不改，饱尝艰辛却始终向阳。 老搬运工孙金华，父亲是湖北黄梅人，50年代来彭泽当“箩上工”，他1976年加入搬运队，参军退伍后又回到搬运公司。他感慨道：“搬运工最辛苦的，莫过于参加防汛。1978年以前，搬运公司和武警中队是彭泽最重要的抢险队伍，哪里有险情就去哪里。1983年、1989年长江大水，我们在棉船大堤、辰字号堤等地抗洪抢险，转运粮食、皮花夹、化肥等物资，与洪水赛跑，直到把物资送到安全地带。” 孙金华还回忆了一次救援经历：“20世纪70年代末一个风雪交加的晚上，‘人民16号’大轮因视线模糊撞上大孤洑矶，无法航行。接到救援通知后，我们搬运工抢险队连夜赶到，奋战一夜抢救船上物资，最终所有货物完好无损，现在想起来还很自豪。” 从码头“箩上工”到县搬运队，从父辈的辛苦搬运到后代的抢险救灾，“箩上工”的身影，成为彭泽长江边一道深刻的时代印记。如今，彭泽县装卸运输公司实现了华丽蜕变，而支撑这一蜕变的，正是“箩上工”勇于改革、大胆创新的精神内核。 彭泽百年搬运史，就是几代“箩上工”的奋斗史。从“十三条扁担”的创业初心，到第二代“箩上工”的坚守传承，再到新时代企业的改革创新，“箩上工” 吃苦耐劳、迎难而上的风骨，早已凝练成彭泽码头文化的精神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