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土记录者”到“生存哲学家”

■ 谈华楼 世人对贾平凹的评价众说纷纭，但在我看来，他首先是一位极为忠诚的作家——忠诚于内心的直觉，更忠诚于生活本身的粗粝质感。 在多年的阅读积淀中，我逐步形成了这样一种认知：哲学是小说的高度浓缩，小说是哲学的生动诠释。一部洋洋洒洒数十万字的巨著，读罢掩卷，若能静心提炼作者所欲传递的真意，便会发现：那不过是一句充满智慧的哲学判断。 这种对小说终极意义的探寻，在贾平凹的新作《消息》中，呈现为一种返璞归真的叙事策略。 如果说以往的小说是在精心编织一张密不透风的网，那么《消息》则像是一次漫无目的的散步。贾平凹放弃了传统意义上对人物典型化的塑造与情节戏剧张力的追逐，转而采用近乎“信手拈来”的游记体，以散点透视的方式铺陈生活。在这种结构下，章节与章节之间失去了严密的因果锁链，读者尽可以从任意一节切入，无需担忧前情的断档，也无需执着于追寻一个最终的结局。这并非创作的懈怠，而是一种高度的自觉：既然生活本身就是碎片化的，何必用虚构的闭环去粉饰太平？正是在这种看似随意的阅读体验中，读者会发现遍地皆金。只是常人往往缺乏“识金术”，而贾平凹不仅看见了，还俯身将其捡起，将其锻造成了一部关于生存的朴素寓言。 贾平凹在《消息》后记中透露，自2023年农历二月起，他频繁外出采风，只记录“所爱”，而非“所有”，将其比作“冬虫夏草”：冬天蛰伏于土里，夏天方才发苗开花。 《消息》不为讲述闭环的故事，只为捕捉瞬间的灵光。一如扉页题记所言：“百草奋兴，群生消息。” 这种“消息”，散落在秦岭南北的沟壑里，潜伏于市井乡野的对话中。贾平凹摒弃了那种刻意制造悬念、诱导读者追读到底的“苦心经营”式叙事，转而采用一种“游观”的姿态——不再试图掌控全局，而是像一位在山野间拾穗的老农，弯腰捡起那些被宏大叙事遗漏的麦穗。他将历史的厚重、常理的荒诞、治理的错位、命运的无常，一一收纳于眼底。 历史的消息。书中写到大荔县，提及渭、洛、黄三河交汇，此地虽曾出过四帝十五相，如今却“一丘荒冢都没留下”。这里的“消息”是时间的无情。再显赫的权势，在自然地理面前终归尘土，颇有“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的况味。读懂这一点，便知人生起伏不过是山河长卷中的一笔淡墨。 土地的消息。安罗镇人对政治运动漠不关心。“运动就运动吧，地一直是那些地，人在吃地一辈子，最后地吃人一口。”这里的“消息”最为朴素：老百姓的生存哲学高于一切意识形态。所有的口号都会随风飘散，唯有庄稼在地里一季季枯荣。安罗镇人用最务实的态度，看透了历次运动的虚妄，回归了“土里刨食”的实在。土地是永恒的母体，人靠土地活，最后还给土地，这就是全部真相。 治理的消息。下乡的县长，看到老农因生计艰难坚持种菜，便建议：“何不种茶？”老农闻言直摇头：“茶是一发芽就掐，残害生意。”此言极重。在农耕文明的语境里，“生意”不仅是买卖，更是生命的萌发。种菜是顺应天时，而种茶则意味着对新生嫩芽的戕害。这折射的是传统文化中对自然最本真的敬重——万物自有其节律，不可轻慢。这里的“消息”是阶层的隔膜：县长信奉的是经济逻辑，老农坚守的是生存伦理，二者虽似鸡同鸭讲，却撕开了基层治理中最真实的错位。 常理的消息。关中流传“刁蒲城，野渭南，不讲理的大荔县”。当游客指责摊主“不讲理”时，摊主反驳：“你给我说啥是理？理是人定的，哪儿有常理，秦始皇的理是理还是乾隆的理是理？”这句看似粗鄙的市井之语，实则暗含着一种朴素的“历史相对论”：所谓的天理王法，不过是特定时空下的临时契约。这里的“消息”正是对“常理”的解构。当标准随时代与人而变，固守某种道理本身就是荒谬的。 命运的消息。王欢迎被树叶打瞎眼睛，感叹“集市上的人，有的是人，有的是非人”。这并非简单的迷信，而是一种神秘力量的裁决，暗示着人生际遇的无端翻转；伏蓝风从坐拥百车的老总遁入终南山做隐士，每听《二泉映月》便泪流满面；涂齐白厅长因家庭变故与官场倾轧，最终心灰意冷挂印而去。这些看似传奇的故事，传递的“消息”却是人生的无常——当既定的生存秩序被打破，另寻他途或是接受宿命，成了仅有的选择。 合上书页，忽然明白：贾平凹无论是描摹草木枯荣，还是记录县域轶闻，抑或捕捉市井对话，其底层的呼吸是相通的。他并非在讲述孤立的故事，而是在传递同一种关于生存的气息。读懂了这种气息，便读懂了他作为“生存哲学家”的全部自觉。 品读《消息》过程中，我在“忠诚写作者”贾平凹的基础上，发现审视他的视角也需要随之位移：他早已不仅是作家，更是一位“生存哲学家”。他用一种拙朴的笔触，穿行于人间烟火与天地无常之间，用一颗悲悯而清醒的乡土之心，在历史废墟与现实裂缝中，打捞出了中国人最朴素也最顽强的生存消息——这些消息，无关宏大的叙事，只关乎一粒种子如何在石缝中，完成它卑微而庄严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