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宝璜的九江底色

　　在中国现代史上，九江出了两位新闻标杆人物：一位是徐宝璜（1894~1930年），中国新闻学科奠基人。一位是黄远生（1885~1915年），通讯体记者第一人。此两人相差9岁，是同一块土地的同时代俊杰。他们都是中国新闻领域的巨子，先后领时代风气之先，成为一时之美谈。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与九江有着深厚的渊源。

　　西园的成长经历，给徐宝璜带来了什么影响

　　徐宝璜的籍贯为江西九江府城，即清末德化县，也就是今天的九江市浔阳区，祖居西园路口鸿轩里一带，他出身于没落的士绅家庭，父亲徐凤骞生于1872年，是本地秀才，到徐凤骞这一代家道已经中落。1901年徐凤骞离世时，徐宝璜年仅七岁，此后家庭的重担全部落在母亲杨氏身上，杨氏独自抚养徐宝璜成人，一直到1920年去世。
　　对徐宝璜一生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他的叔父徐秀钧。徐秀钧字子鸿，曾先后赴日本早稻田大学、英国伦敦大学留学，是同盟会出身的革命党人，民国初年担任众议院议员，1913年因反对袁世凯被杀害，后来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蔡元培亲自为他撰写墓碑铭文。徐宝璜十二岁时就跟随叔父离开九江前往北京生活，先后进入汇文中学、北京大学学习，后来获得官费留美资格，也是叔父生前为他安排铺垫的结果。这位兼具革命党人与留洋派身份的叔父，把九江小城的少年，托举成了北京大学的教授。
　　徐宝璜的父亲早逝，叔父投身革命最终牺牲，徐宝璜自己也接连经历母亲、妻子相继离世的打击。这种特殊的经历，让徐宝璜对“独立、真实、不依附权势”有着切身体会，后来他在《新闻学》一书中强调“记者守第三者立场、不视谣言为事实”，这一观点并不完全是对西洋课本内容的转译，更融入了他自身的人生经历与思考。

　　九江这块土地，给了徐宝璜什么样的天然禀赋

　　九江千年历史文化的深厚浸润。九江历来是江南地区文化交会的核心节点，南接五岭、北依长江，东襟鄱阳湖、西望荆楚群山，历代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从陶渊明的田园诗意到周敦颐的濂溪理学，从白居易的琵琶绝唱到苏轼的庐山题壁，这片土地上的文化基因早已融入本土士绅家庭的日常教养中。徐宝璜生长在九江府城，从小耳濡目染的不是封闭闭塞的乡野观念，而是千百年来沉淀下来的开放包容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让他在接触西方新闻学理念时，既能够虚心接纳新知，也不会丢掉本土文化的根脉。
　　庐山文人墨客的风雅传承。庐山横亘九江城南，是历代文人隐居、讲学、游历的文化名山，自东晋以来就形成了绵延不绝的人文传统。徐宝璜年少时常住九江城，登临庐山、追慕前贤的经历，也给了他文人风骨的熏陶。后来许德珩那句“我是庐山人”的自道，其实也是九江籍知识分子共同的精神标注——庐山的开阔气韵塑造了九江文人开阔的胸襟，让他们从不满足于固守书斋，而是愿意睁眼看世界，承担时代使命。这种高雅风骨不是空泛的文艺情调，而是落实在为人为文的底色里，徐宝璜后来强调新闻人的独立品格，正是这种士大夫风雅风骨在现代新闻领域的转化。
　　长江码头和开埠口岸的早期信息环境。九江是江西唯一的近代条约通商口岸，1861年正式开埠之后，长江岸边很快聚集了洋行、报馆、轮船公司、租界区与传教士开办的学校，成为江西接触外部世界的第一窗口。徐宝璜少年时代在九江文化学堂读书，家住在府城西园，距离江边不过千米之遥，日常往来就能听到中外商客谈论各地消息，就能看到洋人办报、航船往来的近代景象，这种环境让他从小就浸染在“近代舆论”的雏形里，听惯了中外混杂的各类信息。这种早年的信息熏陶，让他后来在定义新闻的属性时，就倾向于把新闻当成“社会公共机关”，而不是传统文人笔墨遣兴的“余事”，这种观念的源头，其实早就藏在少年时代九江江边听到的那些风声里。
　　与黄远生同乡的“双子星”效应。黄远生是通讯体新闻的开创者，以实际新闻实践开一代新闻风气。1915年，年岁稍长的黄远生在旧金山被刺身亡时，徐宝璜21岁，正在国外留学深造，黄远生的新闻实践与政治选择，对徐宝璜来说是活生生的本土样本：黄远生拒绝袁世凯拉拢、拒不写劝进文章的气节；黄远生开创的通讯体新闻写法；黄远生反对专制、追求言论自由的理念，都成为徐宝璜后来在北大讲授新闻学时的“本国活材料”。九江不单孕育了书斋里的新闻学研究者，而是先诞生了引领风气的一线记者，后走出梳理体系的学科奠基人，两条脉络同源于此，这种实践与理论相生呼应的独特格局，正是九江大地赠予新闻学的厚礼。
　　“西园——鸿轩里”的安静书房气。九江老城西园，从清代开始就是府城的官署，士绅、富商宅院集中区。书院、学宫集中的文教核心区在莲花池、世德坊、府学宫一带，离这里也很近。徐家虽然家道中落，仍然维持着士绅家庭的基本体面，既供徐宝璜进入新式的文化学堂读书，也让他临帖作文，打下扎实的旧学底子。徐宝璜留美归来，在北大讲授新闻学，讲稿没有半分夹生，文字流畅典雅，完全适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靠的就是早年在九江西园书房打下的文言功夫。这份旧学底子让他的《新闻学》著作完全不同于直译的西方课本，而是能够自然而然地把西方新闻学的专业规则，和中国传统史学“直笔”的要求、子部杂记“实录”的传统对接起来，让“访员金科玉律”这样的现代规则，接上中国本土的文化脉络。
　　落叶归根魂归故里。1930年徐宝璜在北平不幸病逝，按照他的生前遗愿，家人将他安葬于九江虞家河乡鲁板村，和他的父祖葬在一起。中国新闻学的第一堂课从北大讲堂讲起，但是他的根最终还是回到了出生的土地。这种生命的循环本身就说明，九江不只是徐宝璜的籍贯地，更是他精神与肉体最终的归处，他的学术生命从这片土地长出，最终也将骨血还给了这片土地。

　　传承先辈遗风，让九江再放异彩

　　纵观徐宝璜短暂的一生，九江给予他的滋养，是长江开埠码头催生的开阔眼界，是同乡黄远生带来的一线新闻实践参照，是旧城书房里涵养出来的扎实文言底子，最终还有一片接纳他遗骨的故土。把这些本土成长的经历，和他留美密歇根大学、主持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写出中国第一本新闻学专著《新闻学》的经历摆在一起，我们清楚地看见：中国新闻学的这位开山鼻祖不是凭空而来，他是从九江西园巷口一步步走到未名湖畔讲台的，他的学术品格里，从里到外都带着深厚的九江底色。
　　九江这块神奇的土地从来都不缺开风气之先的俊杰。这些杰出人物身上，都延续着九江人敢为人先、踏实奋进的传统。对于今天的九江新闻人来说，更应当继承徐宝璜、黄远生这两位新闻先驱的遗风，恪守新闻职业操守，秉持真实独立的新闻理念，接过先辈传下来的接力棒，书写属于新时代的新闻篇章，让九江这块土地上的文化与精神，进一步绽放出时代的光彩。
　　徐宝璜作为中国新闻学科奠基人，将永载史册，永远是九江人的骄傲。他的思想和著作，也将作为九江、庐山文化的一部分，永远浸润着这块土地上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