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林森

　　都昌县苏山乡鹤舍村是我的外家，也是我的故居。我的祖籍是宜春靖安，出生在南昌。在我幼年时，父母流落到都昌，在鹤舍村定居，或者说鹤舍村接纳了他们，从此我以外甥的名义在这里断断续续生活了近20年，度过了我的部分童年、少年和青年时光。

　　先父先母在鹤舍村参加了土改，分了房子，算是“入籍”了。因此鹤舍村可以说是我的“老家”，但按传统观念，又不是我的真正的老家。实际上，长期以来，我都是把鹤舍村当作自己的“老家”，别人也是这样认为的。母亲在那里生活了几十年；我自己上学读书，上山砍柴，当民办老师，娶妻生子，两地分居，度过了许多庸常的日子。那里的一切是那么的熟稔，那么的亲切，即使暌违了几十年，村子的旧模样，还常常潜入我的梦乡，成为各种梦境的背景。

　　鹤舍村具有悠久的历史。已故作家、鹤舍村先贤袁作在《古村散记》中介绍说，“该村始建于东汉末年，成村于明代初期，发展于清代中叶，有1800余年历史。”以前这个村长期写作“学舍村”，据说清初就办了学堂——“浣香斋”。新中国成立后，村里长期驻有小学和中学，称学舍村当之无愧。但在我离开之后的某一年，村庄还原了它曾经的古称——鹤舍村（方言“学”“鹤”同音）。这一名称的由来是相传苏耽（传说中的仙人，晋葛洪《神仙传》有载）化鹤归来时，曾在这里栖留。新世纪以来，该村被列入都昌县创建文明新村的试点，作为古村落开辟为旅游景点，文人纷纷前来采风，各地游客更是络绎不绝。2016年，鹤舍村被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鹤舍村是一个古朴、美丽的乡村。它不是普通的因地制宜、零散错落的自然村，而是经过整体设计、统筹规划的建筑群，呈现出古人智慧和审美品位的建筑艺术。村庄整体呈曲尺形，中央有一口长方形池塘，村民叫它“门口塘”。门口塘给村民带来许多生活的便利。池塘养的鱼是大家共享的，每年“还年福”的那一天（腊月二十八，月小二十七）早上竭“泽”而渔，收获的鱼大小搭匀，按户头平均分给村民。分配的方法公平公正，叫号的人不参与分鱼，把鱼分好后，叫号的人按名单“盲叫”，户主无论拿到哪一份，都乐于接受。分鱼的日子，村庄的巢门外挤满了人，是村民最快乐的一天。

　　因为距离近，我小时候喜欢到“大堂前”玩。大堂前就是祠堂，有的地方称祖堂、祖厅。其基本结构是前清留传下来的，分上厅和下厅，中间有上下两个天井。列祖列宗的牌位供奉在上厅中央的神台上。我知道这里有我的母系家族的一席之地，我的外曾祖袁铁梅，外祖父袁训芷，舅父袁武扬等，都能找到他们的名讳。每年的农历年底“还年福”，年夜饭基本就绪，以锣声为号，全体村民都集中祭祖，谓之“捧盆”。每户家长手捧饭盆，盆里盛满了三牲祭品。各家纷然鸣炮，震天价响，满屋都是白色的浓烟。浓烟散去，天井上下堆满了厚厚的鞭炮屑，第二天踩上去还热烘烘的。正月二十，则在此为祖宗（始祖）过生日，外嫁女这一天都回村庆祝。

　　鹤舍村作为一个古建筑群，外观整齐划一，山头凤尾叠起，栋栋相连，户户相通，村中间所有通道由石条铺成。我小时候数过，由村的一头到另一头，要走过18条石巷。房屋设计具有典型的江南民居特色，其中的“大八间”，厅堂分前后厅，前厅又分上下厅，前厅左右各正房一、厢房二，后厅还有两间偏房，前后厅各有一天井，厢房之间有甬道，一扇小门与两边的房屋相通。我的旧居就是一幢大八间，是全村最大的厅堂，村民称之为“正屋堂前”。我在这里生活了多年，三家合住，相处和睦。鸡窝在下堂前大门两边，一到傍晚，女主人喂鸡，将瓢中饲料（多为稻谷）往空中一撒，鸡们闻声而来，各拥其主，秩序井然。各家房门一般都不关锁，从未发生过财物纠纷。一家用品短缺，就向另一家借用。有什么好吃的，更是有福同享。1981年，我举家乔迁。1995年，我因一时手紧，将旧居变卖给邻居。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这种传统的民居渐露弊端，主要是地板和鼓皮的结构不便装修，也不便增添卫生设施，加上空间受限，不少村民都在公路两旁建造新的楼房，有的人家甚至开门面做生意。但即使有了新居，老宅却并不拆除，村庄的完整性不能破坏，这是鹤舍村最严格的自治公约。所以现在游客来参观，发现村子里面住户少了，主要是一些老人。

　　都昌的农村男女青年举行婚礼，按照习俗多集中在春节期间。农业社会时期，农村在春节期间比较清闲，可以把喜事办得热闹。更重要的还是经济条件，中国农村生活俭朴，只在年节期间才有条件大吃大喝。虽然如今温饱无虞，但传统习惯被传承下来。如今，打工者也多选择在春节期间返乡。于是，春节期间，便是新婚夫妻最喜欢的好日子。鹤舍村的美食，最为人称道的是饺子粑和年粑。饺子粑也叫炒粉粑、馅心粑，用普通大米为原料，外表像北方的水饺，皮薄馅多，平时做早点，也可待客。由于做饺子粑没有统一的时日，那些好面子的家庭“煮”妇，正好大显身手。她们把一碗一碗的饺子粑端给没有做粑的人家，收获着一句一句的“难为”（方言多谢），既见证了她们的心灵手巧，又彰显了她们的贤良淑德。做年粑的时间都在腊月二十以后。由于工程较大，需要左邻右舍帮工。年粑以糯米为主料，小茶杯口面大，圆饼状，用模子刻印，蒸熟后浸在腊水缸里。从前我们吃年粑，一直要吃到来年栽田的时候。

　　儿时记忆中，“文革”前有一种“唱曲”，形式类似于曲艺，一个老头在音乐伴奏下，说唱一些粗俗而搞笑的故事。村里很早就有一支业余乐队，有“洋鼓洋号”，有笛子、二胡伴奏，前面还有开道旗。春节期间若逢婚嫁喜事，一时风光无限。现在的乐队成员穿上了整齐的制服，新娘则披上时髦的婚纱。不过如今大家忙于赚钱，围观看热闹的人没有以前多了。我十几岁时，也滥“笛”充数过，吹奏的无非是旋律简单的小调，如《小桃红》之类。如果是他村礼请，除了酒食款待外，还能得到东家分发的一盒香烟和一元钱，在那个清贫的年代是一种妥妥的“小确幸”。

　　我曾在《老家》一文中写道：“那时，相对于求学的城市而言，老家就是母亲的怀抱，就是‘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就是从小濡染的方言。没有人追究我的老家在哪里，他们都把我度过寒暑假、过旧历年的地方当成我的‘老家’。”20世纪80年代，我与靖安县山区的老家建立了联系，但在过去很长时期，特别是少年时代，我的外家鹤舍村填补了我的心灵空白，成了我的精神上的“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