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澂的浮沉一生

　　滑红彬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数百名起义士兵在夜色中攻打湖广总督府。尽管城中尚有五六千名心腹部队，湖广总督瑞澂却穿墙而走，逃往上海，创大清国开国以来总督弃城逃跑速度之最，武昌起义顺利地取得成功。当时影响力最大的报纸《申报》嘲笑道：民国得以成立，“莫非瑞澂之功”。
　　瑞澂（1863-1912），字莘儒，博尔济吉特氏，满洲正黄旗人，出生于官宦世家。祖父琦善，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任钦差大臣、两广总督，与英国人谈判，因擅订条约被革职。后被重新起用，以钦差大臣督剿太平军。父亲恭镗官至黑龙江将军。兄长瑞洵曾任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少年瑞澂是个纨绔子弟，与劳子乔、岑春煊并称“京城三恶少”。光绪年间，皇帝念及琦善之功，特准瑞澂入国子监读书。瑞澂从此改过自新，发奋读书，最终步入仕途。光绪十一年（1885），瑞澂任刑部笔帖式，负责抄写文书以及汉文、满文的翻译。除了短暂在神机营、户部、会典馆、步军统领衙门等处当差之外，瑞澂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刑部任上度过的。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光绪帝等两宫逃至西安，瑞澂留守京师帮助善后，得到恭亲王奕澂的举荐，授江西广饶九南道（俗称九江道）。
　　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七月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二月，瑞澂在九江道任职四年之久。其间，瑞澂大力推动警政建设：一是仿照直隶、湖北两省警察章程，设立九江警察总局；二是开办警察学堂，饬令警察分段巡防。这些措施均开江西风气之先，放眼全国亦属先进行列。
　　《申报》1902年12月17日报道：“九江访事人云：江西广饶九南兵备道兼九江关监督瑞莘儒观察，拟仿直隶、湖北两省警察章程设局筹办示，遍贴通衢，其大略曰：嗟乎，居今日而言政治，要莫急于保卫地方；居今日而言保卫，要莫善于开办警察。警察一端，为绥靖地方之本源，振兴政治之枢纽。其法虽创自秦西，而义即本于古之虞衡、今之保甲。虞衡久不复作，保甲早成具文，于此而欲绥靖地方、振兴政治，警察顾不重哉！况今日之天下，游勇会匪，比比皆是，动以仇教为名，而牧令于未事之先，既无准备，既事以后，势必张皇，无惑乎强邻借保护之名，逞要挟之计，不逞其欲而不止。《传》云‘民事不可缓也’，即今日之警察是已。今各省未能一律举行，虽绌于经费者半，而格于墨守者亦半。噫嘻，此何时也，尚可愸然置诸。比者屡奉明诏，饬各疆吏实力举办警察，仰见圣天子宵旰忧勤，盖有鉴于我国之积习未深，伏莽未尽，防范未善，津路未靖，非藉警察不足以端政体而遏乱萌，故为此三令五申。乃南皮张公奋兴于湖广，项城袁公继起于畿辅，无非上体朝廷振理庶务之至意。九江一地，上通荆楚，下达吴越，素为中外互市之场，又值用兵川粤，裁汰制营，设有祸害，何堪设想。此九江警察之所以尤为急切也。考泰西各国警察章程，虽甚详尽，其利与彼者，未必即利于我，爰仿鄂省之筹款、直隶之办法，取之有限，用之毋滥，想诸绅商素称急公，自必乐成此举。他日苟能烽火不惊，盗贼无虞，卫生得法，救灾有备，牧守之幸，亦闾阊之福也。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当于九江拭目俟之。后随拟警察章程：总目，筹经费，定局制，勤职守，查户口（保甲附），清道路，画界址（地图附），叙办法，招募，操练，分布，巡捕当差条规，稽查警道条规，巡捕处条规，卫生事宜，巡捕优劣表，严赏罚。谨按，警察章程最为详密，然有宜于彼而不宜于我者，兹详照湖北、直隶两省章程参用，择其宏纲巨旨，分条析缕，间有遗漏未载，或限于经费不能办理者，尚待补辑，徐为扩充。”以古文的形式，讨论现代市政建设，还要引用经典作为依据，这是特殊历史时期的普遍现象。该文是正式公文，事关九江历史，抄录于此。
　　瑞澂能取得耀眼的政绩，与绍兴师爷关系甚大。根据瑞澂继室廖克玉的回忆，“瑞澂一生有两个靠山，除了升官全靠泽公爷外，做官则全靠一个叫张梅生的张师爷。因为清朝晚年的政界，主官大都不学无术，施政全靠绍兴师爷。……瑞澂签押房的师爷很多，但最得力、最能干、最得信任的便是这位张梅生。此人高高胖胖，爱吸水烟，成天捧着水烟袋，一本正经，道貌岸然，衙门的主要公事，都经他的手，他说‘是’，瑞澂就不说‘非’，他说‘非’，瑞澂决不说‘是’。此人不但博学多才，见多识广，而且清廉耿直，敢作敢为，举凡《清史稿》上提到的瑞澂一切‘政绩’。主要都是这位张师爷建议、策划、执行的成果。……早在九江道任内，张师爷就在瑞澂身边，一直跟随到湖广总督衙门。”
　　英国旅行家葛骆（William R. Kahler）在《中国假日行》中记述其九江之行：“某天，时任道台（后来出任上海道）的儿子到能仁寺避暑读书，……此人生性虔诚，对佛像这般残破深感不安，便答应会请求父亲帮忙做一些必要的修缮工作。道台听了这个故事之后，就捐给了住持一些钱。”晚清时期的上海道，只有瑞澂曾任九江道，据此可知，瑞澂曾捐资修缮能仁寺。
　　瑞澂在九江道任上极大地提高了政治知名度，舆论称赞其“卓卓然为近今之良吏”。光绪三十二年（1906），瑞澂调任上海道，借鉴九江经验，大力推广上海警政建设，并且推动创办了景德镇江西瓷业公司。该年底，工部尚书吕海寰保举瑞澂“明敏刚决，有胆有识，实为近来不可多得之才”。此后，瑞澂步入仕途“快车道”，在短短四个月内，连升三级，官至江苏布政使。宣统元年（1909）五月，瑞澂升任江苏巡抚；十月，升署湖广总督，走上仕宦生涯的最高峰。然而，短短两年之后，瑞澂便跌落至人生最低谷，逃亡上海。十个月之后，病死寓所。人生的际遇，福祸相依，令人深思啊！
　　瑞澂对外树立力推新政、廉明公勤的人设，实际则与大多数清朝官吏一样，贪污腐败，敛财有术。廖克玉在回忆文章中讲述瑞澂敛财营私的多起案例，令人咋舌。在九江道期间，瑞澂利用便利条件，购置多处地产。根据《申报》1914年3月27日报道，“前清九江道瑞澂在九江城内东岳庙上首茶园背后购有地基一块，并在庐山黄龙寺及御碑亭亦购有地基若干丈”。辛亥革命之后，江西光复，都督马毓宝将这些地产没收充公。后经瑞澂之子国华四处请托，最终于1914年发还。不过，瑞澂早就在两年前去世了。
　　瑞澂其人，精明干练，因此政绩突出，曾被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誉为“担任地方官职的最能干的满族人”。然而他升迁太快，缺少历练，关键时刻犹豫不决，面对危机无法镇静处置，最终身为天下笑。此诚瑞澂之不幸，却是中华民族之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