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军先生的长篇小说《心证》写的司法界的那些事，却不落法制类小说猎奇、窥私，甚至色情、暴力的俗套。作品穿越于文学的虚构的浪漫与司法的现实的坚硬之间，充满了深刻的理性思辨与温暖的人文关怀，读罢让人掩卷沉思：在法律与良心之间，我们到底应该顺从谁？
《心证》讲述的只是普通的司法事件：农村妇女何慧慧丈夫残疾，儿子破产，公公婆婆年迈且卧病在床，还有一个孙子要拉扯……为了维系这个深陷泥潭的家庭不至于崩溃，她进城到远房亲戚家当保姆，却因无意之中为容留亲戚的亲戚在自己看管的房子里“做生意”而犯了容留卖淫罪，被一审判决有期徒刑五年……
这个情节让我想起了《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
冉阿让无偿地照顾着姐姐家的七个孩子。有一年冬天，他失业了，家里没有一点面包，孩子们饿了，于是冉阿让打碎面包店铺的窗子，偷了一块面包，他因此被判了五年徒刑，因多次越狱又被多次加刑，他最终在牢狱之中度过了十九年光景。
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看似无可指责。问题是，法律自身的目的是什么，法的根本精神是什么？如果法律武断拒绝公民求生的自然权利，如果法律对陷于困境的公民缺乏基本的同情与怜悯，特别是在社会制度不能保障公民最基本的自然权利的情况下，法律岂不是成了赤裸裸的压迫工具？
雨果说：“在我们的文明里，有许多令人寒心的时刻，那就是刑法令人陷入绝境的时刻。”《悲惨世界》之所以悲惨，就是因为法律成了赤裸裸的压迫工具，使冉阿让陷入了绝境：整个社会没有保障公民最基本的自然权利的制度安排，而执行法律的警察和法官，只知道严格地执行法律，对冉阿让的处境的缺乏同情与怜悯。冉阿让的遭遇是令人心寒的。
《心证》这部作品，关注到了与《悲惨世界》同样的问题：在法律之上，还有没有更高的准则，可以既保证秩序，又能保证个体的自然权利得以实现，甚至为个体的幸福提供庇护呢？《心证》以生动的司法实践告诉我们：比法律更高的准则是人的良心，法律应该是社会的良心。正如卢梭所说：“法律不是至高无上的，至高无上的是人性，是良心。”
《悲惨世界》里的米里哀神甫就是这种良心的代表——他以宗教的怜悯宽恕了冉阿让的错误，并指引他走上了一条光明的大道。而沙威警官最终自杀，也是因为他的良心觉醒了。因为他发现他所忠诚的法律根本没有良心，完全缺乏道德的正义性。于是，他的法律信仰崩溃了，他意识到自己一直引以为豪的维护法律秩序的行为，其实是在造孽。他要为自己赎罪。
《心证》中，何慧慧因贫困、无知而在无意中犯罪了，面临五年的牢狱之灾。法官江南春当初因念及与何慧慧的旧情，想帮她减轻刑罚；但当他走访了何慧慧的家庭，了解到她家的处境之后，他的良心觉醒了：虽然一审法院对何慧慧的判决在法律上无可挑剔，但对这样一个深陷困境且缺乏法律常识的农村妇女处以重刑，显然有悖良心。于是，在他的努力下，何慧慧二审被改判为有期徒刑缓刑一年。这样，既维护了法律的威严，也挽救了何慧慧的家庭；既兑现了法律的惩戒机制，也实现了审判的社会效益。
虽然法庭内外、官场内外都有人昧着良心包庇犯罪行为，甚至利用犯罪嫌疑人及其关系人的侥幸心理为自己捞取利益、满足私欲。但是，出于良心，法官梅笠拒绝了关系人的金钱、美色贿赂，凛然面对各种要挟和恐吓，依法对宁九县涉黑团伙主要犯罪嫌疑人作出了庄严的判决，让他们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他当然知道这会得罪权贵，影响自己的仕途，但在良心的感召下，他无所畏惧。法官梅笠的行为，践行了菲尔丁的名言：“良心才是我们惟一不可收买的至宝。”“最快乐、最安宁的生活就是遵守良心而生活，不管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
借题《心证》，法官出身的张力军先生提出了一个司法实践当中非常现实的问题——法官应该如何理解法律的本质，如何使用法律赋予的自由裁量权？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1991年德国的柏林围墙守卫案：
1989年的一个冬夜里，刚满20岁的东德青年克利斯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西德。东德卫兵英格·亨里奇开枪将他射杀——他是这堵墙下最后一个遇难者。
短短九个月之后，围墙被柏林人推到，亨里奇因为杀人罪而接受审判：他被判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他的律师辩称，他仅仅是服从命令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而法官当庭指出：“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枪杀他，就是有罪。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力，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卢梭说：“人类的良心就是上帝最正确的法则。”《心证》这部作品，以生动的司法实践告诉我们：法官就是法律边疆的守卫；自由裁量权，就是法律赐予法官的一杆枪，对于越界者，法官可以凭着良心，选择打得准或是打不准。尤其在一个社会制度尚不能为公民的天然权利提供完全保障的环境里，刚性的法律更需要良心的润滑，才能获得道德的正义性与合法性。
（《心证》作者张力军，现在江西九江市法院系统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