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林森

　　于丹教授在百家讲坛讲《庄子心得》时，曾引用一则寓言。讲的是一只羚羊自以为是世间跑得最快的动物，但乌龟不大服气，非要和羚羊比试。比赛开始了，满怀信心的羚羊箭一般冲出去了。它奔跑了一段，停下来，得意地问：“小乌龟，你在哪儿呢？”突然听见前面不远的草丛中，乌龟回答：“我在这儿呢。”羚羊很奇怪，怎么在我前面呢，便继续跑。又跑了一段，他问：“小乌龟，你跟上我了吗？”前面的草丛中又传来小乌龟的声音：“我已经超过你了，你赶紧跑吧！”结果乌龟获得了冠军。

　　于丹揭示这里的秘密，是头一天晚上，乌龟就把整个家族调动起来，然后在它要经过的路上，每隔不远就藏一个乌龟，也就是说十几只乌龟分别在路上领先几步的地方等着，其中早早有一个就等在终点。无论羚羊跑到哪儿，只要它一问，都有一只乌龟应声而答，说我超过你了。

　　“这则寓言告诉我们，实力固然重要，但有时智慧比实力更重要！”于丹教授如是说。

　　于丹所讲的故事，或许是现实的一个侧影，但是她得出的结论未必正确。乌龟依靠违反规则的技巧，击败了羚羊。难道我们应该学习这种“智慧”吗？

　　任何比赛都要讲规则，它讲究的是公平竞争。例如体育运动中的规则看似限制了选手的自由，其实正是让比赛公平、公正和富有挑战性的关键。而乌龟凭借其兄弟姐妹外貌相似，利用羚羊对它的信任，玩弄阴谋诡计，获得了虚假的胜利。这样的胜利有什么意义呢？它除了说明乌龟的狡猾和羚羊的憨厚，还能说明什么？在这场所谓比赛中，看不到裁判和观众，看不到制度和程序，与其说是一场比赛，不如说是一场儿戏。如果乌龟进入复赛，和兔子或狐狸再来一场比赛，还能取胜吗？

　　按照于丹教授的观点，一个毫无实力的考生走上考场，可以依靠舞弊赢得这场考试，他不但不应受到批评和处罚，反而要被称赞有“智慧”。依此推论，企业做假账是“智慧”，官员虚报政绩是“智慧”，法庭做伪证是“智慧”，侵犯知识产权的盗版行为也是“智慧”，在竞技场上注射兴奋剂也是“智慧”，只要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现代社会是建立在规则之上的。把一切规则都打碎，只要你能耍小聪明，玩小技巧，还要什么艰苦奋斗，要什么努力学习，要什么科技创新？现在，有些人为了赢得表面的荣光，为了某一纯粹个人的，甚至是卑劣的目的，而让社会诚信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真正的聪明人，绝不学乌龟的“智慧”。乌龟的做法，也绝不是真正的智慧。离开规则的智慧，充其量是一种狡猾。它可能得逞于一时，却上不了大台面，得不到真正的光荣。在生意场上，不遵守游戏规则的欺诈行为，不可能拥有持久的客户，自己也容易违法犯罪。这种人，往往把自己的智慧估计过高。他们不懂得“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道理。真正的聪明人会懂得学会游戏的规则，在游戏规则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出来。没有规则，就没有任何合作和竞争，也没有市场经济。规则当然也不是铁板一块，但修改规则，必须经过一定的合法程序，绝不是单方面可以任意突破，肆意破坏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我们的制度和规则一定会越来越健全，少数人的奸诈行为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也不能向社会公众传递这一类邪恶的“智慧”，将人们引向违背文明社会所需要的法治观念和规则意识的邪路上去，不能引导人们不分是非善恶，学会贪便宜、找捷径、图方便、搞歪风。

　　这则寓言让我联想到另外一篇文章——《宋定伯捉鬼》。很多人说，这篇文章是赞扬宋定伯的聪慧，寄寓了人能战胜邪恶的思想。其实，宋定伯毫无诚信，用奸诈手段欺骗了讲诚信的“鬼”。大家只是说，宋定伯是一个沉着、勇敢、有智慧的人，是学习的榜样。但在故事中，我们看不到鬼的邪恶，只看到宋定伯利用鬼的单纯、信任，一次又一次地欺骗鬼，最终将鬼制服卖掉。初遇鬼时，鬼问宋定伯是谁，宋定伯说他也是鬼；第二次是鬼与人商量，他们交替背着可以走得快一点，当鬼背定伯时觉得很重，宋定伯说他是新鬼；第三次是渡水时，人有声音，鬼问何故，宋定伯说他是新鬼，不熟悉过河的方法。最后到了集市上，宋定伯用鬼告诉他的方法，朝鬼身上吐唾沫，让鬼变成一只羊，卖了1500文钱。在这个故事中，鬼并非代表邪恶的势力，只是人们认为它是异己的力量，就肆意欺骗它。由此衍生，只要竞争对手是“非我族类”，就可以不讲规则，不讲诚信，坑蒙拐骗，置之死地而后快，并最终谋取自己的私利吗？

　　《搜神记》是虚构的小说，它写的是鬼神，但讲的是人伦。那些吃人祸事的鬼蜮，天理昭彰，自有良人除害。但他笔下的鬼怪，并不都是坏人：有的鬼神无害；有的鬼魅有情义，人不如鬼；有的鬼是弱者，甚至怕人。《宋定伯捉鬼》中的鬼，就是弱者，何恶之有？反倒是宋定伯在鬼面前的一言一行都不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