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海帆

　　九江美术家分“山上”和“山下”的，“山上”的指出生、生活和工作都在庐山上的画家，“山下”一般来说都生活在九江城区内。庐山上的画家如杨豹、李杏、夏梅生、袁庐明、沈志斌等，他们搜集奇峰打草稿，足迹遍及庐山的角角落落，作品包罗匡庐春夏秋冬，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庐山画家”。

　　而就画庐山来说，“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庐山画家们是让“山下”的画家艳羡的。事实上，对出生于20世纪40～70年代的九江画家来说，当年去庐山画画是一件苦中作乐而又奢侈的事情。大家都向往去光影多变、移步换景的山上写生，但是真的要上山，除了带画具、干粮和衣物，还要解决住宿问题，甚至还要防范野兽出没等诸多问题。

　　1976年，已故画家吴方贵在秋冬之交上庐山写生一周，带回一摞水粉作品。他说这时节庐山最美，绘画时“穿着雨衣，因为雾大，洗笔的水都冻成冰了，非常冷。”可惜如今他这些挨饿受冻得来的作品大都已难以寻觅，好在他的学生王珍平保留了其中的一幅《庐山乌龙潭》。

　　1886年，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的22岁传教士李德立为在华洋人寻找避暑地初登庐山。李德立在一位中国传教士戴古臣的陪同下，从好汉坡开始登山，由此拉开了庐山开发的序幕。90年后的1976年，戴古臣的曾外孙背着画箱艰难地攀登在这条1000多级石阶的陡坡上，他就是包泽伟。

　　对于庐山写生的经历，包泽伟回忆说：“到庐山写生是幸福之旅，也是艺术之旅。我上山写生多次，印象中与画友李见深一起爬好汉坡背着画箱翻山越岭写生就有三次。1982年夏季赣师同学分配到庐山中学任美术教师，我借宿住了一周，画了10本钢笔水彩画，这也是我至今依旧是对庐山风景念念不忘，依依不舍的原因。”

　　对童年的包泽伟来说，在东西方文化都很浓郁的家庭氛围中成长，应该是上天特别的垂爱。受外祖父富藏书籍的影响，包泽伟的父母都沉醉于艺术。他的父亲绘画天赋很高，擅长风景画，包泽伟从小就是拿画笔当玩具长大的。有一篇题为《浓墨重彩画心境 感悟年华绘沧桑》的文章中曾这样介绍包泽伟：“他的外祖父（戴古臣之子戴进修，曾在新加坡柔佛开橡胶园，抗战爆发后回国）是新加坡华侨，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他家的祖屋原有花园，还有玻璃花房。房屋的主体是一座意大利风格的三层洋楼，每间房子里面都有巴罗克式大壁炉、地毯、沙发、古董。包家藏有许多中外书画，包括《世界美术全集》、《苏加诺藏画集》、《苏联画报》、《星火杂志》等等，这样的家庭在四十多年前是十分罕见的。”

　　遗憾的是，包泽伟于20世纪80年代南下《珠海特区报》任美编，后又任古元美术馆首任馆长。他青年时期所有的画作连同庐山写生的10本钢笔水彩都留在了老屋，在老屋拆迁时他未及赶回，他的那些作品今日难得一见。九江地方虽不大，但彼时学画者众，在浔阳江畔、甘棠湖边、西园小巷、龙开铁桥时常能看到聚精会神的青少年在写生，这些画友们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1979年，包泽伟和郭兵在庐山隧道对面山上写生，忽见18岁的九江师专美术系学生陈玲荣等也在此，见到自己崇拜的“老大哥”包泽伟，陈玲荣等拿出相机和包泽伟留念。时隔多年后见到这张照片，包泽伟在感慨之余，连夜赶画了一幅《如琴湖的回忆》，算是对遗失的一种弥补。

　　陈玲荣是跟着学校的饶国安、谭毓智老师和全班同学一起上山写生的，陈玲荣说：“号称万国建筑博览会的庐山别墅，造型百态千姿，春有嫩绿掩映，秋有金黄渲染，红顶石墙，花窗门槛比较适合西画的表达，也很入画。”所以直到今天，赴庐山写生还是九江及江西各美术院系学生的必修课。回忆起那次教学写生，陈玲荣说：“为了省钱，大家先坐车到莲花洞再从好汉坡走上去。自己带着铺盖，十几个人一间住在“庐山一小”的教室里。大家都很珍惜这次机会，一大早就出去画，想多画几张。闲暇时，同学们在黑板上用漫画你画我我画你，捣鼓出来十几个漫画脸，惟妙惟肖。毕业那年，大家相互在留言本上都用在庐山画的漫画做纪念。”最后他说：“后来上庐山画写生就多了，几乎每年都去，山光云气，春夏秋冬，别墅始终是画的主角，除了人文恐怕更多的还是和西画的审美契合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