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延伸

　　2022年，是全国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54周年，作为一位曾经插队落户5年的老知青，许多往事浮现在脑海之中。1968年10月中旬，九江市知青高举“五七大军”红旗，浩浩荡荡上山下乡，“五七大军”是全国知青上山下乡的独有建制，让我们翻开尘封的史册，追忆“五七大军”的往事。

　　“五七大军”的由来

　　“五七大军”是1968年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时，江西知青的专用名词，是江西省知青“准军事化”组织建制。“五七大军”专用名词源于“五七指示”、“柳河五七干校”。“五七大军”专用名词的创立者，应该是时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江西省军区政委、福州军区副政委程世清。“文革”期间程世清在江西主政五年，当时出于备战的需要，他将江西整成了一个兵营，军队的建制在赣鄱大地上全面铺开，无论是学校、机关，还是工厂、农村，几乎统统编成了团、营、连、排、班。在中学，各个年级是营，班级则为连。因此，江西省知青上山下乡也自然编制成“五七大军”建制。

　　1968年8月，九江市传达江西省革委会关于贯彻落实毛主席“五七”指示会议的精神，省革委主任程世清在会上作了讲话。程世清说，中央机关、国务院各部委、全国一些著名的高校在江西创办了很多所“五七”干校，很有成效，总结提炼了一些有益的经验。他们政治挂帅，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江西省将学校的1966、1967、1968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和社会青年、配上一定比例的教师、医护人员，由国家干部带队，组成上山下乡队伍。以县、公社、大队、生产队行政区划为单位，按照营、连、排、班的半军事化建制，组成上山下乡“五七大军”。让“五七大军”和贫下中农一道，开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江西模式。现在各级革委会按照精兵简政的原则，编制上被缩减的人员，可以充实基层、下放劳动，在职干部也要安排分期分批参加劳动。

　　上山下乡轰轰烈烈

　　九江市革委会刚开始准备将九江“五七大军”全部集中起来，统一到永修县吴城镇建“五七”农场，那里有大片的荒芜土地，有利于大兵团开垦。后经可行性研究，该地区是血吸虫病的流行区，草滩、池塘、沟渠等野外多水区域布满了血吸虫病的宿主钉螺，不适合生活居住，因而该方案被否决。后经地革委与相关县革委商量、协调平衡后，统一将九江一中、二中、三中、湓浦中学、甘棠中学、滨兴中学的三届大部分毕业生及社会青年，分别安置在武宁、修水、彭泽、永修及茅山头垦殖厂等地，下放干部参加劳动安置地点，原则上地委的干部到彭泽，行署的干部到武宁，九江市的干部到修水。

　　1968年10月13日，九江地、市革委会在人民剧院广场召开九江地区“五七大军”命名授旗大会，会后还举行了游行。10月15日在九江市甘棠公园、九江二中操场红旗飘扬，锣鼓喧天，群众载歌载舞，欢送九江市首批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10月28日欢送第二批知青上山下乡。

　　2019年11月，笔者在武宁县劳动保障就业局办公室档案柜内，查询到半个世纪前知青上山下乡的珍贵历史资料，了解到知青上山下乡的“五七大军”建制。1968年九江专区武宁县“五七大军”的建制为一营下辖一连若溪公社、二连扬州公社、三连宋溪公社、四连巾口公社、五连严阳公社。二营下辖一连东林公社、二连船滩公社、三连温汤公社。三营下辖一连罗坪公社、二连黄塅公社、三连礼溪公社、四连、五连石渡公社、六连清江公社。下放人员1570人，其中干部188人、教师126人、医护人员72人、国家职工6人、学生692人、社会青年486人。另有家属85户、人数249人。

　　1968年10月25日、1969年3月23日，随着大批省会南昌、上海、武宁的知青、下放干部的到来，“五七大军”由单一的九江建制和人员结构，调整组建为上海、南昌、九江、武宁知青的混合建制和人员结构。1969年9月，笔者所在的严阳连因生活环境亟须改善而迁至黄塅公社，被编入黄塅连。黄塅连有上海、南昌、九江、武宁知青500多人，是武宁县下放知青最多的公社。

　　据不完全统计，1971年以前九江地区共下放农村约7万多人，其中机关干部8071人、中小学教师4708人、医护人员1492人、国家职工1847人、中学毕业生9616人、社会青年3637人、闲散劳力、小商小贩23484人、家属子女12419人、回原籍的1293人，来自各县城镇知青6461人，被安置在武宁、修水、湖口等县的上海知青13381人。

　　在下放干部中还有中央、省、地一些领导干部，如萧克将军下放在永修云山垦殖场，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莫循、副部长王朝俊下放在德安县宝塔公社，省教育厅厅长王纪明下放在九江县沙河，地委副书记王书枫下放在都昌县大沙公社……

　　1969年12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江西省军区组建了福州军区江西生产建设兵团，又称福州军区江西农建师（1971年6月撤销）。农建师下设农业十一个团和一个独立营、工业十二个团和一个独立营。在九江地区境内，农一团驻地在瑞昌的赛湖农场；农二团驻地在彭泽的芙蓉农场；农八团驻地在永修的恒丰农场；工业21团驻地在九江市三里街的九江国棉三厂。在九江地区境内的福州军区江西生产建设兵团的农业团、工业团安置了来自上海、南昌、九江等地知青2503人。

　　下放往事历历在目

　　上山下乡在当时对于青年学生来说是大势所趋，不管家庭出身、职业、背景如何，大家一律平等。记得在武宁县黄塅公社凤口坳头坪，有几个特别引人注目的城里年轻人，他们头戴军帽、身着草绿色军便装、脚穿白色回力运动鞋、清一色理着平头、操着标准普通话的知青，这几位都是省城南昌的高干子弟。他们与普通老百姓子女一样，都是“五七大军”的一员，响应毛主席号召，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经受农村艰辛的生产生活锻炼与考验。当然，这几位“高干子弟”的知青，也有特殊的一面。他们偶尔改善生活，消费着市面上极难见到的鱼肉罐头、罐装啤酒、奶粉。一年后，他们都以服兵役的方式离开了生产队。

　　“五七大军”上山下乡期间，得到了公社、大队、小队的基层干部与贫下中农社员的教育、支持与帮助。从一名中学生转变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有一个过渡的适应时期。政府按人均220元发放安置款，用于建房、口粮、小农具、生活补助、旅运费等，并安排了一年的定量口粮。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知青的安置工作主要落在生产大队、生产队，事无巨细，如住房、口粮、自留地、生产工具、炊具等，都要他们一一具体落实。我所在的一营五连三排（武宁县严阳公社三沅大队第三生产队）安置经费按知青人头数直接由县、公社划拨到大队，大队领导们很快就落实了知青们生活和生产。记得我们三排20多人的住房曾经调整过三次，先后住过大队油榨房、小队粮食仓库、维修后的社员空闲老宅。

　　黄苏星担任武宁县管辖地域最大、经济条件最好的黄塅公社党委书记时，年仅27岁。黄书记是1959年高中毕业的回乡知青，当过搬运工，后经选拔成为国家干部。1969年、1970年冬闲时，他将全公社的“五七大军”与部分社员动员起来，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组织千军万马上阵，凭借人工肩扛手铲，筑建了至今仍在调节水源灌溉农田发挥作用的争光、黄沙源水库。黄苏星书记工作作风扎实，经常走村串户深入调查研究，关心知青。1970年末的一天，他路过我们知青排，揭开锅盖看到没有一点油星的白菜清水汤，沉思了片刻，现场写条子给公社供销社批了两斤猪油，解决了知青们“缺油”之急。他还举一反三，提出了解决“五七大军”知青们缺粮、缺油的方案。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这些问题得到统筹安排。黄书记鼓励我们克服暂时的困难，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在农村落脚生根。听君一席话 ，胜读十年书。在下放思想沉闷与困惑的时候，黄书记的开导如同黑夜里的一盏明灯，让人看到光明，增强了与困难抗争的信心，受益匪浅，对知青们日后的成长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81年10月，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起草了一份《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1956年～1981年）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起因、发展、失误、教训等若干重大问题给出了基本看法。至此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画上了句号。九江市上山下乡的“五七大军”知青，从1968年10月～1981年10月，历时13年，大都以招工、招干、参军、上大学、病退、顶替等方式陆续回城。

　　花开花谢，年华易逝，转瞬之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半个世纪过去了。回顾轰轰烈烈的“五·七大军”往事，感慨万千，往事并不如烟，许多人与事栩栩如生如在眼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但愿知青上山下乡的旧剧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