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 卿

　　地域文化的精髓，往往不在于其留下了多少宏伟的建筑或浩繁的典籍，而在于它是否孕育出一种能穿越时空、塑造集体人格的精神内核。对于九江而言，这座有着两千两百多年历史的江西北大门，长江之畔、庐山脚下的古城，其文化身份多元而丰富：九江、浔阳、江州、柴桑……每一个名字都承载着一段辉煌。若要寻找到一个能同时概括其地理特质、历史积淀与精神高度的核心象征，“虎溪三笑”的传说无疑是最具竞争力的候选之一。它并非信史，却胜似信史，以其充满哲思与诗意的叙事，为我们揭示了九江地域文化“和而不同、多元包融”的“最硬内核”。超越其历史真实性的考辨，“虎溪三笑”作为一个高度凝练的文化符号，完美诠释了九江作为“通达之地、包融之地、和合之地”的独特地域气质。“和而不同”的“虎溪三笑”精神，正是九江地域文化历经千年而不衰、融汇八方而愈新的核心动力与身份标识。

　　虎溪三笑：出处、流变与核心内涵

　　这是一则镌刻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隽永典故，也是一段流传千年的美谈。

　　东晋年间，庐山东林寺有一位高僧，法号慧远（334年～416年）。他德高学湛，名动天下，虽隐于山林，却常与名士高人来往论道。寺前清浅一水，名曰虎溪，慧远为明志修行，立誓：“影不出山，迹不入俗，送客不过虎溪桥。”

　　某日，诗人陶渊明（365年～427年）与道士陆修静（406年～477年）来访。三人一见如故，心契神合。临别时，慧远出门相送。他们一路且行且谈，依依不舍间，忽闻深谷中虎啸风起，这才惊觉大家早已越过虎溪。三人相顾片刻，旋即相视大笑，欣然道别。

　　这便是“虎溪三笑”的典故，自唐代起便风行世间。然而如此一段佳话却是一幕“美丽的谬误”。

　　为什么呢？我们不妨细数时光——慧远法师圆寂于416年，彼时陆修静仅10岁。生者尚幼，逝者已矣，何以同堂论道、同听虎啸？

　　“虎溪三笑”纯属虚构。既然故事不真，又如何成为美谈？实际上，“虎溪三笑”象征的是儒、释、道三教合流，那跨越虎溪后的“三笑”，是心领神会的默契，是智慧交融的愉悦，更是“和而不同”这一中华文明最高智慧的完美体现。这个“如有雷同、纯属巧合”的故事，正因其“不真”，才更显其作为文化符号的价值——它并非对事件的记录，而是对一种文化理想和时代精神的表达。

　　三位顶流身上的九江强烙印

　　传说的生命力，从来不止于情节的流转，而在于其灵魂人物所承载的千古文脉与在地因缘。巧的是，“虎溪三笑”里的三位主角，作为当时思想界的三位顶流，他们或以九江为故乡，或以九江为道场，或以九江为归隐修炼之地，三人的生命足迹与精神根系，都不偏不倚深植于九江这片灵秀之地。

　　象征着佛教的慧远，是佛教中国化进程中里程碑式的人物。作为东林寺的开山祖师和净土宗的初祖，慧远奠定了庐山作为南方佛教中心的地位。胡适先生曾经说，慧远的东林，代表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

　　儒道交融之典范的陶渊明，是浔阳柴桑人，是九江最引以为傲的文化巨子。本质上，陶渊明是一位儒家知识分子，“归去来兮”的选择，是深思熟虑之后留给官场的背影；“不为五斗米折腰”更能体现他对精神自由的执着追求；“采菊东篱下”的生活，为后世的中国式文人士大夫提供了“穷则独善其身”的救赎可能。可以说，陶渊明正是九江本土文化与士人精神的最高代表。

　　道教的集大成者陆修静，虽年辈不接，但确曾隐居庐山，整理道教经典，创立斋醮仪范，对南方道教的发展贡献卓著。他的存在，标志着道教在九江的繁荣与兴盛。

　　这三位巨擘的“合体”，意味着九江在历史上同时拥有了儒家文化的高地、佛教文化的中心与道教文化的重要据点，这种文化结构的完整性与高度性，在全国范围内都极为罕见。

　　文化符号隐藏的九江强磁场

　　“虎溪三笑”的故事诞生于唐宋时期三教合流的思想背景下，借助三位顶级人物的象征性“合体”，生动形象地展现了儒、释、道三种异质文化形态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可以相互欣赏、和谐共融的崇高境界。三位顶流虽信仰不同，但他们对宇宙人生的理解一样深刻，精神追求高度一致；他们的笑声，是对知音难觅的欣喜，也是对精神共鸣的认可。

　　“虎溪三笑”虽非史实，但“发生”在九江，却是一种必然。

　　九江有着作为通达之地的地理根基。背靠庐山、面朝长江，九江襟江带湖，自古就是七省通衢的水路要冲。长江黄金水道在此沟通东西，赣江等水系在此连接南北。这种地理上的通达性，必然造就文化上的开放性，九江因而成为一个巨大的文化熔炉和传播枢纽。南来北往的不仅是货物，更是思想、文化与人群，也为三位顶流的“相聚”提供了地理可能性。

　　九江有着作为“包融之地”的历史传统。通达之地若没有包容的胸襟，便会沦为冲突的前沿。所幸，九江的历史呈现出强大的文化包容力。佛教在此落地生根并远播东亚；道教在此清修传承；本土的白鹿洞书院等儒家书院文化，亦在此发扬光大。作为长江文化、书院文化、禅宗文化与诗词文化的重要交汇地，九江多元文化并存，为“虎溪三笑”的产生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温床，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语境和传播土壤，也提供了三位顶流进行宗教对话的现实基础。

　　九江有着作为“和合之地”的精神气质。地理的通达与历史的包融，最终沉淀为一种内在的“和合”精神。九江文化不崇尚单一和排他，而倾向于在不同中寻求和谐，在交流中促成创新。“虎溪三笑”之所以广为流传、经久不衰，究其本质，是九江民众对“和合”精神的高度认同。

　　千年佳话背后的九江强内核

　　“虎溪三笑”虽带有浪漫色彩，但它之所以被后世欣然接纳、反复传颂，是因为故事所承载的文化理想至今仍启迪人们：在多元世界中，智慧与欢笑可以跨越任何界限。笑越虎溪、心契千载，后人常常给“虎溪三笑”赋予“君子和而不同”“思想无界”的理想化寓意。

　　三位顶流因九江、因庐山结缘，在九江发生的这场跨越时空的“精神链接”，反映出九江在历史上是辐射影响长江中下游的文化高地。

　　宗教文化的输出地。慧远的净土思想通过庐山传播至整个东亚文化圈，庐山成为东亚佛教徒心目中的圣山之一。

　　学术思想的重镇。白鹿洞书院作为“天下书院之首”，由朱熹奠定学规，成为此后数百年中国书院教育的模板，其倡导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本身就是一种开放包容的学术精神。

　　文学艺术的永恒母题。“虎溪三笑”成为石恪、李公麟、傅抱石等历代画家争相描绘的题材，文人墨客吟咏的对象，不断强化着九江在中华文化记忆中的独特地位。

　　从陶渊明的坚守、白居易的感怀，到周敦颐的玄思、朱熹的传道、苏轼的哲学感叹到黄庭坚的笔墨……他们或生于斯，或官于斯，或游于斯。最终，都将个人的才情与思索沉淀于此，通过诗词、文章、思想不断由九江向外扩散，构成了九江地域文化的精神核心，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持续散发着璀璨而独特的光芒。

　　“虎溪三笑”，它不真实，却极其真诚；它未发生，却早已深入人心。

　　历史的回响，总能为我们走向未来提供深邃的指引。今天的九江，正奋力迈出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的坚实步伐，迎来了提升文化能级、重塑城市品牌的重大机遇。我们更应深刻认识到，真正的竞争力不仅源于经济的增长和设施的完善，更根植于独特而富有魅力的文化精神内核。

　　“虎溪三笑”所蕴含的开放、包容、对话、和谐的精神，正是九江最应珍视、深挖并高举的文化旗帜。这不仅是回望历史的总结，更是引领未来的智慧。让世界通过这个“会心一笑”的故事理解九江，理解一种跨越千年、至今依然鲜活的中国智慧。